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主要有《楚辞》旧注本与新注本两类。具体来看,则又有旧注增益本、旧注删节本、旧注融合本与新旧融合本之别。这种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当时时代背景、学术风尚的影响,以及刊刻者价值观念、崇尚喜好的定位等。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与评点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     

应加强关于中国文学评点的研究——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现状为例谈起

文学评点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目前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仍多有缺欠.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为例来看,相关书目著作的介绍中涉及较少,这些书目著作的主要价值停留在了为我们提供相关核查线索和参考信息方面;而<楚辞>评点在当代<楚辞>学科建设中的缺位,则直接导致了它游离于学者视域之外的结果.<楚辞>评点研究的这种滞后局面,亟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

《封神演义》的成书是一个世代累积、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版本形态与编者:明代前中期的词话本阶段,其编者主要是未留下姓名的"说词人";万历年间的早期刊本阶段,其编者为许仲琳;天启、崇祯年间的舒载阳刊本阶段,李云翔是该本的修订评点者。     

明清小说论中的几个相对应的基本理论

明清小说理论主要是小说评点家的批评理论,同时也包括一些涉及蓟理论问题的小说题序、笔记杂著等。小说评点与戏剧评点是孪生姊妹,都兴起于明代,由古文评点发展而来,其奠基者是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李资,1527——1602)。李卓吾写了《忠义水浒传序》,又亲自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见《焚书·与焦弱侯》)。他通过小说、戏剧批评,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的判逆思想和文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开创了明代小说戏剧评点之风。     

明人《文心雕龙》评点研究

明代是评点文学的全盛时期,评点成为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这样的风尚也反映在龙学研究上。明人以创作实践为出发点,结合当时的文学思潮和自身创作经验以评点的形式对《文心雕龙》展开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评点者多为文学大家,他们多从细节入手来揭示刘勰的为文用心、阐发全书结构特点、指摘警句、评论行文风格,表现了对文本的主观感受和理性思索。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点虽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却代表了明代龙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开阔了后学者的思路,成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对《庄子》文学的评点

明代中后期庄子学复兴,庄学著作层出不穷,而陆西星撰写的《南华真经副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受明代中后期散文评点的影响,陆氏从文学角度对《庄子》的"三言"体例、篇章结构、文辞意脉等方面作了评点,尤其是在评点《庄子》文脉时,提出了"草蛇纩线""藕断丝连"等重要观点,对后来的《庄子》文学阐释影响甚大。     

杜诗在明代的评点与集解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方式是评点和集解,两种方法贯穿于整个明代。明代对杜诗的评点主要有杨慎、徐渭、郑善夫、郭正域、郝敬等人,采取眉批、行批等形式,评语要言不烦,多贬抑性文字,表达了明人对杜诗的看法。明人对杜诗的集解在类型上分为杜诗全集笺注、杜诗选本赏评、杜诗研究专著三种,以单复《读杜诗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胡震亨《杜诗通》、王嗣奭《杜臆》、唐元竑《杜诗捃》等为代表,是明人选杜、评杜、学杜的主要形式。明代对杜诗的评点和集解,与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文艺思潮、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留下了不少失误,总结这些成绩和失误,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杜诗学不无意义。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     

清朝前期英国与舟山的贸易往来

明朝末年,英国威得尔船队想发展在中国沿海的贸易,舟山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遭到了明政府的强烈抵制。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开海禁,随着定海关、“红毛馆”的设立,舟山重新成为英国人的目标,他们在舟山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建立管理会进行贸易。由于清朝政府严厉控制对外贸易,尤其是乾隆中期的闭关,使英国人扩大在舟山贸易的图谋遭到遏制。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