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屈辞与贾谊政论文

屈原与贾谊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与命运,自从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以来,有很多学者专家将二人并论,但着眼点多在论述两人在才能、个性、遭遇以及辞赋创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本文则以此为基点,探讨一下屈辞与贾谊政论文的相通之处。屈原与贾谊都将儒法两家思想融合的恰到好处,因而屈辞与贾谊政论文有着共同的学理之源,即使屈辞与贾谊政论文属于不同的体裁,但它们在思想内容与创作特色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     

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

贾谊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性人物。后世之人公认贾谊短促的一生是一幕悲剧,但对其人生悲剧酿成的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马迁撰《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合传,虽不便明论是非,然而对二子惋惜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司马迁自己就是屈原、贾谊一流人物,寓已之愤怨于《屈、贾列传》之中,今后世读者莫不为贾谊的人生悲剧哀痛惋惜、愤愤不平。刘向不避忌讳,直言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持论较刘向平和,云“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     

《唐诗鉴赏辞典》两首诗歌释义研究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中"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一联及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一诗所用典故均与屈原、贾谊相关。《唐诗鉴赏辞典》在这两首诗的赏析中,对典故的释义及诗句含义的把握有讹误、含混之处。宋之问以孙楚诗为典表达对杜审言离任的赞美,并将其比作凭吊屈原的贾谊;刘长卿诗中"栖迟""楚客""湘水"等亦在特定语境下表达着特殊含义。     

试谈贾谊的才、遇及其悲剧

历来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贾谊是具有王佐之才,而对于贾谊未能获得理想的成功,大都归之于遭谗受陷,怀才不遇。贾谊自己也认为自己未能施展其才能是因为“逢时不祥”,“鸾鸟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贾谊吊屈原赋》)这些话虽是追伤屈原,但也是“因以自喻”。是的,贾谊是有才能的,但是否怀才不遇呢?他是不幸的,但不幸的原因是否能归之于“逢时不祥”,或如同屈原那样的遭谗受陷呢?本文想就此谈点看法。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屈原与贾谊都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他们作为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都能够敏感而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预见未来.在赋体文的创作上,贾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艺术精神,重抒写情志,语言瑰丽,情感激切,构思亦与屈骚一致.     

贾谊《惜誓》美学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君子只是消极地对待命运的选择呢?为什么就不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来对待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务实的态度来改变现实社会中总是君子和小人颠倒关系的事实呢?君子真的有必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吗?贾谊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惜誓》的美学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以生命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神游太空"的美学思想、"神游昆仑"的美学思想、"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的美学思想。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论《离骚》

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灿烂诗篇,就其审美主要内容而言,是贯穿着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怨”的。这一审美标准在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纵观史实,“屈系放逐,乃赋《离骚》”,贾谊贬谪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著《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自汉以下唐宋而至明清,诗文词赋戏曲小说中所表现的“怨”,的确形成一脉并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针对各自不同时代的黑暗现实发出愤怒之“怨”气,又含有鲜明时代的批判战斗激情。这就是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屈原,就是站在这个光辉传统上的第一个伟大斗士。本文就此对屈原《离骚》进行如下探讨。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变与不变:屈骚美人意象及其余影管窥

屈原作品曲折动人,部部是心灵的组曲,郁结纡轸,意象丰富而深远,他是第一个将意象思维系统化的人,一系列的"美人"题材,不仅表现对理想热烈追求的想望,语言情境结合真实与虚幻的遭遇和想象,情幻无垠,更启示宋玉《高唐》《神女》等赋的写作,汉代以后,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拟骚作家及其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与书写上,处处可见屈原作品意象思维的余影。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屈原列传》误解辨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贾谊合立一传,本文所谈是《屈原列传》部分。早期胡适先生《读〈楚辞〉》曾提出七个可疑之点以否定《屈原列传》,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馀论》(今收入沪古《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和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今收入人文《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已先后逐点予以驳正。现在国内不再见到有人主张“《屈原列传》是一篇赝作”,相反大家都很珍视这篇资料。惜其内容时遭误解或曲解,以致怪说横生,其甚者则否定屈原之有其人的幽灵仍在友邦游荡。故对这些误解或曲解,亦不可不辨而正之。     

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贾谊的"经国大体"与中国士大夫文士的经国品格

作为文本形态的"经国大体",应具有"经国"与"大体"两方面的内在规定性。"经国大体"源自于先秦诸子而形成于贾谊以《陈政事疏》为基本内容的《新书》。贾谊既有经国的赤诚又有经国的才略,既能弘扬儒之精神大义又能显示出会通政治经济、文教武备及社会风习的理性通识,终使《新书》成为中国著述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国大体"。由中国历代经国之士而上溯至贾谊,贾谊及其《新书》对中国历代经国之士,对中国士大夫文士的经国品格,无疑是一种先在的精神赋予。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向鬼神

贾谊有王佐之才却命运多舛、英年早逝.后世在其际遇问题上形成了"遇"和"不遇"两种观点.本文结合贾谊一生的遭遇,分析众家之说,认为贾谊的政治主张在生前并未被统治者所采用,本人也遭疏远、放逐,实为"不遇".并且进一步探究了其"不遇"之因.     

屈原与贾谊不同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通过阅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知屈原与贾谊因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被合传,但是二人却持着截然不同的生死观。二者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即受各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受到身份以及为官观念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了本质的不同。通过对产生原因的讨论来了解二人的人生轨迹,并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吸收借鉴和中肯的评价。     

浅论庄子与屈原之作的“拉杂”——庄子与屈原比较之一

庄子和屈原之作有"重复"这个相近的艺术特点,但是,他们的"重复"并不为人所厌恶,这是因为它们"复而不复",但具体表现又是不同的.庄子之作的"复而不复"表现在两方面一、情节相同,文字各异;二、观点相同,论证相异.屈原之文的"复而不复"表现在三方面一、意象与行为相近;二、句子内容相近;三、情节相近.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