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早年受新安朱子学的影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在思想上为唯心主义者.但从戴震早年的著述考察,他对二程和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肯定,早年的载震与晚年一样,始终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离骚》未尽灵均恨 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

穷而不达、潦倒落魂、志向难伸、愤懑■傺的共同人生境遇，促使屈原、曹雪芹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奇诗、奇书。不仅屈原光照千古的人格力量感召着曹雪芹，而且屈原赋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手法也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本文从奇幻的风格，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芙蓉女儿诔》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环境描写、史湘芸的名字、黛玉的第三首题帕绝句方面，探讨了《红梦楼》与屈原赋的关系。     

戴震《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特色

《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在继承传统训诂学原则和方法的同时，还有着不同于前人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重视方言字词的注释，注重结合典籍进行注释，根据上下文探求新义，运用古音学知识的声训。     

贾谊《鵩鸟赋》及其人学

贾谊属于早熟而宿慧型人物,其著述值得仔细咀嚼玩味;其于24岁时任长沙王太傅,居长沙一段时间,今马王堆出土群籍与其著述互相考证,多有待于抉发。观《鵩鸟赋》末段,贾子之学,以人事为重,所重在人之道德。贾子释神明,从人身精神上立论,故称其所重在人学。     

论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战斗精神——再读《离骚》

屈原是一位集高贵品质和干练才能于一身,有着长远政治眼光的大诗人。他生活在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时代,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祖国独立富强,以至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达到所谓的唐虞三代之治,实现所谓的“美政”。文章主要阐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战斗精神。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龙城书院课艺》课士赋与科举关系

清代常州府地方教育发达,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有47所。其中龙城书院最负盛名。补官学之不足而设的书院在日常的藏书、刻书等文化活动外,地方官员及书院山长对生徒进行考校是值得关注的部分。经由山长等甄选结集的课艺是其文学活动的成果。清代常州府龙城书院山长(斋长)编选的《龙城书院课艺》共收课作2 199篇,其课作文体多样,其中《词章》部分收赋33篇。对书院课士赋的研究是清代赋学研究领域中未被开掘的课题。在清代书院科举化的大背景下,常州府龙城书院课士赋与科举关系密切。在书院科举化的模式下,山长谋求举业与讲学相通,学子们"绩学能文",通过书院中赋体的习作,达到科场八股写作"清真雅正"的官方标准,以全其"道德、勋业、节义、文章炳史册而耀桑梓"的初衷。     

戴震《屈原赋注》思想内涵的自我超越——以《离骚》解说为中心

戴震《屈原赋注》的定稿本相对于初稿本,在文本解读与思想认识上实现了重要的超越,主要是突破了单一的人格主题,强化了"怼君"的政治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精髓,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屈原作品所蕴含的批判能量。     

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

本文对《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作了新的诠释:指出《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而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远大理想,向黑暗现实妥协。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从《颓败线的颤动》看启蒙者的精神困境——《野草》中的自我挣扎

<野草>之于鲁迅,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与其说它是文本,不如说这是一次穿越精神绝望的生命行动.<野草>存在着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鲁迅最丰富、最复杂的精神奥秘都隐藏在其中.<影的告别>和<求乞者>正式启动了死亡的过程,带领读者走向深渊,直至<颓败线的颤动>: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强烈的生的召唤,作者走出绝望却又进入了新的精神困境.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