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试论芭蕉的俳谐之旅与风雅之道

在日本文学史上"风雅"一般指全体艺术,而贯穿在松尾芭蕉艺术之道的"风雅"为俳谐之意.松尾芭蕉把乾坤之变视为风雅之因,在天地自然变化之中一味追求新的俳风,直逼以"诚"为本的风雅之道.当时松尾芭蕉接受中国文化时的审美心理的调整过程,以及创造新质的选择机制,从他的旅行记中得到了阐释.     

蕉门俳谐的“景气”句与“轻淡”说的阐释意向

松尾芭蕉和他的门人以俳谐革新为目标,把汉诗的构思和手法引用到俳句中,以寻求不同于传统和歌以及连歌调的新的俳谐风韵.在元禄俳坛里创作出以情景交融为基调的"景气"之句,从而体现出以直观浅露为趣旨的"轻淡"意向.在摈弃"厚重"、逼近"真境"的探索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异国情调的高雅品味.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形式 ,是人们了解日本、研究日本的一个渠道。无论是茶 ,还是饮茶文化都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 ,而日本人民在饮茶的同时将佛教的禅宗思想与茶文化融和了起来 ,由此形成了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的精髓就在于其“四谛” ,即和、敬、清、寂。它可以被称为是茶道思想的精辟概括和总结。该文从思想的角度入手去观察和体验茶道 ,从而使这一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寂静”的声音——浅谈瞿小松的扬琴作品《寂》

瞿小松的扬琴作品《寂》的创作理念的思想来源,其独特的对于独立的音的地位概念,运用现代西方写作手法,来表达东方的审美意味。并且对于扬琴这一民族乐器的技法上带来的运用习惯的突破,表现力局限的开拓和影响等等,如此不同结合,值得关注,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谐创作的影响——以松尾芭蕉作品为例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曾在其著作《禅与日本文化》中写道：“离开了佛教,我们就无从谈论日本文化。”可见日本文化所受佛教思想影响之深远。而佛教思想中,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可说是禅宗的思想。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尤其是对日本特有的文学体裁——俳谐的影响,可说是日本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论S·拉什迪后殖民语境下“象”的思维——以《午夜之子》为例

拉什迪文学思维的特点,即"象"的思维。在《午夜之子》这部作品里,作家创造了非常特别的语象、物象、声象、味象、色象等众多的象,正是这些各别的象,造成了其文学特色,形成后殖民文学意象,表达出作家深刻的思想。     

日本古典“咏萤歌”与和歌文学的美意识

通过对日本古典咏萤歌所体现的日本民族的恋精神以及日本民族独特的季节感受性的考察,揭示了日本古典咏萤歌与日本和歌美学特质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恋精神与敏锐的季节感受性正是日本和歌文学的独特审美意识表现形式。     

论“入声短促急收藏”——入声论之九

古人曾试图描写所谓"入声调"的调值,唐释处忠称"入声直而促",明释真空称"入声短促急收藏."后世专家多承之,分汉语声调为"促声调"和"舒声调".由此,阐释汉语四声的性质便采取两套分析标准:平、上、去三声以音高为标准;入声以音长为标准.笔者以为:第一,各取标准分析同一语音现象,方法欠妥当,结论难成立;第二,古今汉语声调基于音高,入声"短促",非声调特征,"急收藏"更说明是韵母结构问题.     

至美无形——美之“相”论——论柏拉图《会饮篇》之“美”

柏拉图在《会饮篇》这篇对话中从对＂爱＂的赞美,到对具体美的分析,最后提出的关于＂美本身＂的观点。这种美的相论对西方的美学文艺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关于＂美＂的观点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面进行了相应的梳理。     

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论《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张能泉认为:在日本文学发展历程中,利用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随处可见。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尾芭蕉的俳句到观阿弥父子的能乐剧本都留有明显的中国题材的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但是近现代作家不仅继承了古代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国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他们利用新的文体样式使中国题材     

论日本语言之美与日本人的审美情趣

在国际语言界,日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它的美,不仅表现在和声悦耳的发音方面,还表现在为数众多的细腻丰富的优美词汇。常言道：语言产生于社会。什么样的社会产生日语这么优美的语言呢·如果对日本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也就不能体会这种语言的优美。因此,作为外语工作者,要想深层次掌握所从事的该国的语言,就必须了解这些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即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日本人的心理、审美倾向等。     

论王阳明的“理生于心”:内涵、原因与工夫指向

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本心所发的意念即是理,而其深层含义则是理生于心。理生于心首先意味着心既是意识和行动的发动者,也是调控者,即性理直接出自于心;其次则意味着性理统摄事物之理,即性理澄明能促使人去了解事物之理,而非遗漏事物之理。心之所以能生理,关键原因在于心本非内,万物原本内在于心之中,心原有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的冲动,而万物的妥善安顿即是理。从工夫的角度来说,理生于心意味着不必如朱子所说的那样首先以格物的方式求理于事物,而应该求理于心。因为即用是体,所以心即是理与理生于心可以同时成立。     

曲径通幽——论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与内涵

文章对比中西方园林艺术的不同风格,在分析园林的各组成要素的曲折多变基础上,论证曲与直的辩证关系,从而得出“曲”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重要标志。     

浅议日本文学作品的“悲哀”之美

“悲哀”之美是日本文学作品的特色和神髓。     

“衔玉而诞”之内涵——论贾宝玉之“玉德”

《红楼梦》中贾宝玉“衔玉而诞”的情节设置,显示的是作者对宝玉“人玉合一”的君子形象的巧妙构思,象征的是贾宝玉“有玉之德”的内涵。贾宝玉不仅有“玉树临风”的容止之美,还有“温其如玉”的性情之美,更有“玉洁冰清”的品德之美。作者如此设计贾宝玉怪异的出生,也是在借此强调贾宝玉性格、品德生成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及其对他的肯定和赞赏。贾宝玉形象寄托了作者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     

论“禅”与“道”的“心性”之美

“心性论”是中国释道二教宗教美学的本体论,其核心范畴“心”是建构其宗教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释道二教皆强调以现实人心为出发点,以回归清虚本心,了脱生死,获得人生自由为归宿,体现出浓厚的人生审美化的特点。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禅宗和全真道的“心性”之美,可以揭示中国宗教人生审美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