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

告别西学方法与中国文学对象的百年错位,返回彼此契合的逻辑正态,这是检测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王国维作为现代学术先驱,在1904—1908年间,留下了从《红楼梦评论》之错位到《人间词话》之反正这段学术史曲折。错位的症候在于,当他让叔本华(方法)牵着中国文学(对象)的鼻子走时,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被牺牲;反正的秘诀则是,他把西学原型的若干思想资源重铸为契合对象的思辨方法,这在学术上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缠绕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压迫之下显现的脆弱的学术根基。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文史互证与释古鉴今——评《陈东有文史论稿》与《陈东有〈金瓶梅〉论稿》

《陈东有文史论稿》《陈东有〈金瓶梅〉论稿》两册文集,充分反映出作者学术发展的轨迹与特点:由"河"入"海"的学术轨迹,即学术兴趣与领域从更多倾向于文学艺术本体理论研究到跨入社会、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从运河文化史的研究到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文史互证的学术方法,即文史互证,虚实结合,人文阐释与社会科学方法并重,注重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关联性研究;释古鉴今的学术追求,即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探究体现出作者浓郁的现实关怀。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中的《哲学笔记》

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主要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双重语境互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辩证法。由于不理解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思想,不仅造成了把辩证法当成"实例的总和"和"抽象的方法"的"两极相通",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朴素的辩证法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变成直观反映论的"双重还原",而且特别是导致了把列宁的辩证法归结为与"实践论的辩证法"相区别的"认识论的辩证法",从而曲解了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因此,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深化对列宁《哲学笔记》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解。     

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小说的文本裂痕——兼论其家族伦理演变与叙事逻辑的关系

<家>是巴金的成名之作,<寒夜>是巴金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都隐含着作者鲜明的"我有话说"的意念化创作倾向.同时,两部作品都选择了"家"及其伦理关系这一切口进行叙事,但文本的叙事逻辑和作品人物的情理逻辑出现了内在的矛盾--文本裂痕.这一现象在<家>中产生,到<寒夜>逐渐得以弥合,这种在艺术策略的选择与深化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验.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1986年,初出茅庐的刘晓波向美学泰斗李泽厚挑战,在《中国》7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此文曾引起了两种毁誉不一的极端性评价。当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美学研究进行一种必要的总结,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时候,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便成为一种不容回避而又必须超越的课题,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因。本文力求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就李、刘之争的美学问题加以讨论。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试述钱钟书的《文选》评点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一部经典。它选择《毛诗正义》等九种 文化典籍，以全新的视角、方法，加以考订、辩证、诠释，重在抉发文心艺理。并以此为枢纽， 辐射而及美学、哲学、史学、语言训诂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它对周秦至六朝文学的名篇秀句所 做的评析，皆与《昭明文选》有关。其见解多有勾玄取奥、探妙赏奇的创新价值，足可谓《钱 氏＜文选＞评点》，堪称文选学研究的新阶段。评点法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钱先生对 《文选》的评点，则突破了前贤的固有苑囿。他善于以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 以及语言文化学的多方面的视角观照历代名篇名句，并且从具体的评点中引发出具有普遍意义 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不只对文选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与美学史的新贡献。     

道教存思法与《文心雕龙》神思论的生成

作为一种精神思维活动,道教"存思"法具有驰骋想象的特点,文学"神思论"的出现,与之密不可分.神思实际上就是把道教的存思方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是文学中的存思.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化用存思方法进行创作的现象已很普遍,<文心雕龙·神思>篇的诞生,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学与文之间——清乾嘉年间"《文选》派"辨

尽管"<文选>派"是一个文学流派,但与学术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其代表人物的学术路数多属考据一派.考据本质是形而下的;而文学的品质是形而上的,故产生张力.有时张力能互补,有时也会产生悖论.对该派所蕴涵的学术因素及文学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可望对"<文选>派"内部独特的价值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 ,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 ,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回应程世和及对《荷塘月色》的原型批评

程世和对《荷塘月色》“江南情结”的分析显在的问题是:以其他“江南”诗意义的征引代替了对“荷塘”文本意义的具体阐释,以“江南情结”的笼统概括代替了对荷花象征意义的具体把握;“江南情结”分析潜在的问题是:以反映论的文学理念把《荷塘月色》看成了是朱自清对清华园荷塘的真实描写和对江南荷塘的如实回忆。这就无视和抹煞了荷花的意象形式及其所象征的情感意义。以荷花象征美人是中国文学中十分悠远的传统。朱自清写荷花正是在荷花是美人原型象征的文学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荷花在《荷塘月色》中就是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     

一体与多元中心:响应周宁的《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

1986年年底,我出席深圳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当时对会议名称中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一辞颇有意见.当时在一次的讨论场合中表示,从环球的华文文学角度来说,文学有多个中心,以"海外华文文学"来称呼中国以外的文学,有以中国为唯一中心之嫌,并不恰当.记得当时持有同样意见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另一位教授.80年代,当时新加坡为了让世界文学走向新加坡,每年度举办国际华文文艺营,邀请世界各地文艺名家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这名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讨论会的发言中曾建议采用"国际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名称.不过这建议并没有得到举办当局的接受.其后198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四次会议,1991年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第五次会议,都沿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名称,一直到1993年举办的第六次会议,才改名称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一直沿用到2002年的第十二届会议.     

《选择的批判》之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的视角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这本书,副题是“与李泽厚对话”。刘氏是靠此“对话”而驰名学界的。李氏是文坛公认的权威,刘氏斗胆向权威挑战,这本身就具新闻性。“对话”的新闻性给刘氏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在激动青年学子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深究“对话”将为中国文化建设带来什么。共时态“轰动效应”冲淡了历时态学术评判。有人甚至将“对话”的一时轰动简单地归咎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