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习史传文学之方法

一、桐城派古文家讲求义法之背景 桐城派古文家是古文运动中的法后王派。在他们之前,唐代古文运动取法于《孟子》、《荀子》、《左传》、《史记》等后王,宋代也是如此。明朝中叶,李梦阳和他的同伙却追求上古,不务实际,被归有光斥为庸妄的巨子。归氏不但继承了法后王的精神,而且还深入史汉,取精用宏,使古文的叙事和抒情,在百尺竿头之上又进一步。他的《项脊轩志》在疏而不散的行文中,如话家常,便能一往情深,余味无穷,决非上古所有。盖桐城派之成派在     

桐城派评价新论

<正> 关于桐城派的研究和讨论,建国之后,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六十年代初,那次围绕“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这一论题而展开;发表的文章大致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意见。一九六二年我们写了篇《论桐城派》的文章(见《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个辩证的论述。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全部否定了桐城派,连我们的持平之论也作了批评。这次讨论就在不容驳论争鸣的情况下结束了。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由《江淮论坛》发起讨论,这次民主的气氛好,讨论也比较深入具体。好处是分阶级分作家的论述多,不足的是从宏观     

一部重新审视桐城派的力作－－评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

最近出版的周中明先生的《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以新的视角对桐城派进行了全面审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校正了桐城派问题上的偏颇观念，澄清了本世纪以来桐城派研究中的诸多是非，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桐城派研究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主要特色和理论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

《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末期主要作家之一姚永朴的力作,是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作者试图努力证明“义法”适应时代要求的可行性,对桐城派文论作了新的整理和阐述。他始终强调文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上轨。《文学研究法》资料宏赡,文字雅洁,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史记》的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首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代《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宋代，刻印的《史记》版本甚多，有官刻的，...     

本刊论文被《新华文摘》列为封面文章

<正>本刊2016年第6期发表的王达敏研究员《毛泽东与桐城派》,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4期"文艺评论"栏目转载(第96~98页),并列为本期封面文章。王达敏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学报》"桐城派研究"专栏特邀主持人。他在文中指出: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     

从明代选本看《史记》文章元典地位的确立

从南宋到明代,受复古思想影响,《史记》逐渐进入古文选家的视野。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被列入文选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的历程。明代古文选家对《史记》的选录其实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对《史记》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辨析,这种辨体过程结合着对相应文体法则的细致探索,借助在选文顺序上的有意安排,树立了《史记》的文章学典范地位。受科举的影响,明代主要文学流派诸家和科举考官在提倡《史记》的同时,大都编著有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以指导文法,使得《史记》成为科举师矩。受此影响,明代《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超越唐宋古文、《汉书》甚至《左传》,最终确立了文章元典的地位。     

史记笺证：人类精神家园中深沉而宏博的精神吞吐

在《史记》研究的领域里,许多学者都不得不认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它是“三家注”之后最好的《史记》注本。该书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70年来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史记》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史记》却离不开日本人的著述,这确实令中国学人感到尴尬,早在郭沫若那一辈的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著名《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倾40年研究《史记》之功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历时12载,终于著成了煌煌500万言的《史记笺证》,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近十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近代桐城派是它的终端,在对前期桐城派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桐城派在近代以来备受争议,对它作片面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应该的.文章从近代桐城派作家、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近代桐城古文理论与地位等方面对199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桐城派的研究作一梳理.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试论《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

作为历史叙述文本,《史记》主要由两个叙述层次构成.由于主叙述者司马迁在叙述时采用了两种"跨层"叙述的方法,因此《史记》的叙述形式不但提高了这一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价值,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叙述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记》所见秦朝疆域四至考论

关于秦朝疆域四至,司马迁和秦朝的琅邪刻石各自给出了一个说法,然揆诸史实,司马迁的始皇26年的四至实为始皇33年的四至。而琅邪刻石四至中的西、北二至直到秦朝灭亡也没有达到。司马迁的四至说显然属于误书,而琅邪刻石四至说既可视为秦人在故意夸大自己的功业,又可视为其意在表达一定要在南北用兵的决心。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