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社会发展中的私权和私法制度问题——兼及非公经济的内在必然及其私法依赖

社会发展存在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机制，一是具有公共性的国家；二是个人对自身私利的追求。一体化社会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消融了私权存在的条件和空间。从公权中分化出私权，从公有制经济中衍生出私营经济，从公法制度中产生出私法制度，这既意味着社会的分化，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既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个人权利的日渐相关性及其倚重，也表明人类文明发展的个人向度，表现为社会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平等尊重和为个人提供适合其利益追求与发展的空间。     

经济法的法权利范畴研究

发达的商品社会,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已被打破。既需要私权、排斥公权,又依赖公权、抑制私权的两难权利现象完成了商品社会权利理念一次质的飞跃。而经济权力的勃兴与社会自治权力的形成则为经济法提供了全新的权利概念与权利品源,也使经济法的法权利内涵更加得以充实与发展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

本文以国家权力所有权与国家权力行使权概念的区分为前提,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几种形式作了评析,揭示了一系列并存、对称、但看起来似乎又相互对立的国家权力行使权运动趋势后面的同一性基础及其社会经济动因。     

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法基本理念——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民法的哲学基础,私法自治原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民法的体现。私法自治在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充分借鉴自由主义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尊重权利、重视市场和市民社会自治等观念,在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中,我国应充分体现私法优位、私法自治原则,充分确认和保护私权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自由,将国家和公法干预减少并限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教训,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泛滥,在私法范畴中,我们应在最大限度赋予私法主体自由、尊重和呵护私权利的同时,采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以及司法的“二次干预”等合理适度的控制措施,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干预,以兼顾社会公正。     

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含盖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基本人权。公民运用这些权利，不但经由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来表达民意，行使人民权力；而且要能以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身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从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浅析请求权与私权体系构造的关系

请求权概念的提出,使得所有权利的救济手段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认识。“原权-救济权”的私权构造模式说明请求权与原权利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结合;同时,这也就决定了请求权与私权体系构造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请求权是贯穿私权体系的一个中心概念,对“请求权与私权体系构造的关系”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私法秩序的定位。     

论私权的诞生

利益源于人类本能所需,而人类社会的利益冲突使得私法的介入成为必要.私法只有对利益进行选择性保护,才能平衡剧烈的利益冲突.经过选择的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不同于权利.须通过权利的推定方能转化为权利.私权起源于人类本能所需,它的诞生经历了从利益到法益,再从法益到私权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私法之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市民社会、(市)民法及其构建论略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须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公私法视角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探析——兼论我国《高等教育法》的修改与完善

采取公法与私法二元划分法,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分为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旨在明确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的界限,规范高校权力的行使,保护学生权利。在学生的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可寻求合理有效的救济。     

少数民族权利论纲

少数民族权利,是少数民族义务的对称,民族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有广狭二义。狭义上,它指多民族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确认和赋予少数民族权利主体,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中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广义上,少数民族权利还包括世界性组织、集团通过国际宪章、条约、公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形式,确认和赋予特定少数民族权利主体(包括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某一特定国家、民族、种族、种群等),在一定国际法域内能够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 在此,所谓“少数民族”,一般取其语义涵义,即指在多民族国家内较之主体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人数较少的民族;特定场合(国际约法场合)取其政治涵义,即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或特定民族(种族)综合体。例如一国的     

算法行政的风险场景及其法律规制——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分析

算法行政具有客观、高效优势,但同时伴随着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法律层面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的挑战,以及价值层面技术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等桎梏,亟需法律破解。规制对象是法律制度构建之前提,将“算法法权”作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对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权力—权利”的法权结构,可实现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的整体性规制。质言之,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需要以“算法法权”的科学配置为核心,建构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一体化的规制体系。     

私法定位及其规范体系的二元构造——“新利益说”的提出与展开

就私法定位而言,在后民法典时代,出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优化优越营商环境之考虑,应当将私法认定为以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为限,一切具有私法自治因素或者直接关涉私人利益,并且应当为国家权力所保障之法。而以此为据,就私法规范体系的构造而言,在我国民法典颁行之后,应当将民法(或曰一般私法)视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基本法,而将民法典外之商法、经济私法以及寄居于公法渊源中的附属私法认定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之特别法,最终形成以民法典所汇纂的民法(包括法典化的商事通则)为“核心区域”,而以民法典外之商事单行法、经济私法以及附属私法等为“边缘区域”的私法规范体系。     

论经济法的宪法基础

市场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结合产生了市场规制关系,经济法作为国家关系与市场关系结合的法律形式,其对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性经济私权的融合增长。社会责任原则是经济法的宪法基础,国家经济权力作为新的公权、社会性经济私权作为新的私权,都是宪法社会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     

私有财产权法学论纲

私有财产权是指一切私法主体所享有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私有财产权的“私”不在于私人权利,而在于私法权利内容。一切私有财产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国有财产权也是国家私有财产权。人类财产权的历史表明,私有财产权对应的是国家权力。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核心,就是私有财产权摆脱权力的肆意侵犯。只有切实保障私有财产权,国有财产流失的局面才能获得根本性改观,普通公民的自由才能得以获得保障。个别人对《物权法(草案)》“违宪”的指责,是对私有财产权的误解或者曲解,在法学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     

开辟公法研究新的理论阵地——《公法研究》开栏引言

公法的繁荣是私法发展的前提。约束公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与行政法等公法的重要任务。没有公法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私法单方面的完善。私法上的权利确认来源于公法对权利与权力疆界的划分,也就是公法确认权利的范围,没有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对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必将导致私法上的权利规定严重缺乏,窒息私法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说,私法的发展有赖于公法的兴旺。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当代中国公权与私权和谐关系的建构

随着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不可避免地引起与加深了私权与公权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建构和谐的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建构公权与私权的和谐关系首先要确立私权的正当性,然后从权力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社会制约权力、道德制约权力等方面加强对公权的限制,把公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私权免于公权无限扩张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