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有名"而显"无名"--从《老子》首章看老子之道论

老子是道家的鼻祖。老子所言“道”,为一整体,不可说;然其必即名言而显。道无处不显,然执于名迹,则失其真。道是一自然原则,但其本质上却是为“人”而设。老子从“观”的意义上讲道之无名与有名的统一。惟有“观”,才能开显道之本真意义。老子所谓“自然”、“无名”,无非是要在人伦或文明中保持住孝慈、忠信、慈俭等德性之本真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儒家的精神本无实质上的冲突。     

"真"与"美"的内涵叩问及认知质询——济慈"美即真,真即美"中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研究

“美即真,真即美”。约翰.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咏叹的这句诗一向是批评话语的常青树。关于“真”与“美”问题的思索不仅表达了济慈的艺术观,更体现了济慈的哲学倾向与美学思想。济慈之“真”是一个记号性的语言,它的意义指向情感层面,而且有唯心主义色彩。“美”对济慈来说意味着欢乐。“美”的最本质特点是“强劲”。“美”与“真”形影相随,共同在济慈的作品中展现诗性智慧。济慈对于“真”和“美”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直觉向理性的过渡,这标志济慈智慧的成熟。叩问济慈之“真”与“美”的涵义并探索“真”与“美”的认知之旅是我们理解济慈诗歌艺术的前奏,也是对济慈的审美心态的必要观照。     

中国古代的“真”学说

中国在先秦时代便有了关于“真”的学说。中国传统哲学里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实”、“是”、“信”、“德”、“性”、“中庸”等都与“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人在真之判断中的主导作用,立足于言语行为来认识真,是古代真之学说的基本特色。“德”是“真”在道德领域里的衍生物,“性”是“真”之道德形上本体,“中庸”则是被儒家精致化的“真”之道德模型。     

文学艺术之"真"的追求

文学艺术对“真”的追求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因为文学艺术作品和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一样 ,都是艺术家体验和情感的产物 ,它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当然 ,文学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它对“真”的追求中 ,也必然包含着对生活内蕴的真的追求。这艺术的“真”是指向未来的 ,也指向深刻的历史和哲学意味。文学之“真”的追求 ,表达了人类的审美理想的真实。     

从对"真"的追寻到对"意义"的追问——对"是"在西方哲学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以海德格尔为界,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海德格尔以前,哲学主要追求“真”;在海德格尔之后,哲学主要追寻“意义”。在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哲人们是在对“是”的追问中,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庄子、李贽"贵真"思想辨析

以“真”为贵是庄子和李贽思想的共同特征,但二者并非简单的源与流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庄子所贵之真是指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李贽所贵之真主要指个体情性的真实无伪,二者之内涵有所不同。在文艺观上,庄子以真实天然为美,并以“淡”作为真与非真的标准;而李贽则强调作家情感的真实和表现的真率,对各种风格均予以肯定。同时,二者的贵真思想也都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试析闵一得"真一"、"真元"论及其三教观

闵一得在修性为要 ,性命双修的基础上 ,将哲学与内丹学理论相结合 ,提出了自己的“真一”、“真元”论。他认为 ,真一是先天之精活泼泼的东西 ,它为生天生地之始 ,为无极 ,“真一”是宇宙的本原 ;它无隔阂 ,无挂碍 ,能屈能伸。人的性命皆在真一之中。性命之外无道 ,性命之外无教。儒尽性以立命 ,释见性而度命 ,道成性以复命 ,儒贯一 ,释归一 ,道得一。因此 ,三教同出于一 ,道、儒、释三教同为一道 ,其宗旨亦一。     

论道教“真”美观

论道教“真”美观潘显一“真”，作为美学范畴是有其特殊蕴意的。当人在宗教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宗教之神和上帝形象的时候，最高神和上帝必然集中了真、善、美，必然是宗教美学人格（即神性）理想的最高代表。在西方神学中，这种宗教美学人格理想被表述为“真、善、美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