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古籍标点商榷八则

(一) 《陈书》卷7《后主张贵妃传》:“时龚贵嫔为良娣,(张)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盾主见而悦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 按:“为之给使”之后当为句号,因为张氏为龚氏使女是一事,后主见而悦之是另一回事,其间相距若干年。若按上文标点,则二事紧接发生,十岁幼女竟然生子,不免违背常理。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诗骚疑义五例

寤寐思服 《诗·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释”思之也,郑笺释“事也”。后世多从毛传而无(?)(?)(?)释“服”为“思之”,先秦典籍中并无旁证(?)(?)(?)(?)(?)。“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春秋时代(及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问熹《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的极是。释“服”为“思之”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服、甲文、金文、篆文形体大同小异,皆为强迫奴隶从事劳作之意。故《说文》释“服”为“用”,《尔雅》释“服”为“事”,《广雅》释“服”为“行”,为“任”。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小学述林》“释服”条中,考证甚详。(?):“古文服字皆用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字,当如今日通言谋事之事。……而综合彝铭,诗(?)《书》诸例,以职事释之云。”看来先贤释“服”为“事”实为的解,并无释“服”为“思之”者。 或以《尚收·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论语》释(?)(?)思之证,而服念之服,仍以释”事“为官服念(?)“从事思考”、“进行考虑”服念二字虽连文,却非联合关系,实为动宾关系。新《辞源》不从旧注,释服念为“反复考虑”,态度是审慎的,解释是合理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王筠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王筠好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随文指摘,知其尊尚段氏而不肯苟同。今权王氏订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故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诸书中,钩沉王氏明谓段说讹谬者,釐清轸域,平议得失。观王氏勘正之条目,要为正段氏之误改篆文、正段氏之误改注文、正段氏之误作说释三事。为举四例,试为分析。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浅谈《故训汇纂》的价值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均与故训密切相关,而对现代的人来说,故训更是阅读古籍、研究汉语史和编纂字词典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清代的《经籍诂》已经尝试汇唐以前的故训资料于一书,但今天的《故训汇纂》做得更好,它既扩大了资料收录范围,又对所收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一是,可见顾之藏书情况,祖传、购求、受赠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战祸、人祸、水祸则是散失的主要原因。二是,可见作者古籍整理研究之设想,如欲将贾服注与杜解、孔疏并读,作《左传析》;搜集纬书各家辑本,集录为一编;又欲把范家相《家语证伪》与孙志祖《家语疏证》合而刊之,以定王肃伪造之案等。其三,有些题记似目录解题,既评书又品人,或褒或贬简洁明了。其四,承载着顾先生的读书历程与情感生活。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