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部碳配额交易路径下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供应链内外部碳配额交易是碳配额政策下供应链协调碳配额的重要途径,对供应链成员企业碳减排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单供应商和单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在完善的碳配额交易市场情况下,通过构建供应链外部碳交易路径和内外部碳配额交易路径共存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碳配额政策下内外部碳配额交易条件、企业减排策略和利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外部碳交易路径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减排决策相互影响,且当单位碳排放量和碳减排成本系数相等时,上游企业碳减排率是下游企业的两倍;同时进行内外部碳配额交易能降低中间产品批发价格,提高供应链成员企业碳减排率、增加企业利润。算例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并发现企业碳配额和内部碳交易价格在一定区间内才能使内部碳交易达成,此时制造商会分担供应商的碳减排费用。     

碳交易政策对电煤供应链利润及碳排放量影响的仿真分析

针对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生产商组成的二级电煤供应链,分析该链上的生产、运输和消费三个主要碳排放环节,构建碳交易政策下电煤供应链全过程碳排放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以神华集团X煤炭企业-Y电厂组成的电煤供应链为例,研究不同碳交易政策对该供应链及各节点企业利润及减排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电煤供应链上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平均份额分别为12.1%、39.6%和48.3%;碳交易价格越高,对电煤供应链及各节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越大,其减排效果先增后减;随着免费配额比例的下降,电煤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利润明显减少,其减排效果略有提高;碳交易补贴可减缓电煤供应链及各节点企业利润下降,并且可有效地提升其减排效果。     

碳排放交易政策下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的博弈分析

针对单制造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与否两种情形,构建了集中式决策、分散式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协同决策的博弈模型,探讨了消费者碳足迹敏感系数、碳限额及碳减排成本系数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减排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碳交易价格与碳限额呈线性关系时,供应链及制造商的利润与碳限额并不是线性递增的关系,政府合理的制定碳限额能够促使供应链企业有效减少碳排放;当消费者支付意愿依赖于产品碳足迹时,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碳减排技术在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获取更大的利润,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制造商和零售商通过渠道协作共同决策碳减排水平时,供应链碳排放总量比分散决策情形下明显减少。     

考虑交叉持股的低碳供应链减排与定价决策研究

在碳交易机制下,将交叉持股战略引入到制造商减排决策中,研究供应链企业的减排和定价问题。构建了供应链企业集中决策下的决策模型和交叉持股前后制造商与零售商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比较了不同情形下的企业最优决策和绩效,并以数值算例演示了交叉持股和碳交易价格对企业决策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与零售商交叉持股能够改变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减排量的影响,使得制造商的单位产品减排量一定提高,市场需求提高,在一定条件下批发价和零售价降低;当交叉持股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交叉持股能同时增加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并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碳排放约束下供应链的碳交易模型研究

基于EOQ模型,假设碳交易市场中存在一个零售商和一个供应商,并以该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建立包含减排投资在内的碳交易模型,严格限定企业碳配额上下限,对不同碳配额下企业之间碳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讨论。研究表明,控制碳配额在企业碳排放最优和成本最优时的碳排放区间内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投资减排,在一定的碳交易价格之下,上下游企业碳配额余量乘积为负是保证碳交易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而碳价格并不影响供应链成本和碳排放。通过算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交易价格对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影响,最后在碳配额范围内得到了最优碳配额和交易价格。     

碳交易政策下节能服务公司参与供应链合作减排策略研究

在碳交易政策背景下,采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来探讨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供应链合作减排策略问题。通过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分散决策、集中决策、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三种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对其利润和减排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了节能服务公司参与减排的条件和利润分享比例。研究表明：当供应链减排投资系数与节能服务公司减排投资系数的比值达到一定阈值时,供应链的最优选择是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三种模式下供应链的总利润和减排率排序均为：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时最高,其次是集中决策,最后是分散决策。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的情况下,供应链减排率与节能效益分享比例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最后通过算例对以上结果进行了验证和分析。     

双重碳政策对制造型企业决策影响及政府调控策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当前碳政策大多关注产品制造过程的碳排放,然而许多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更多,未来约束产品消费环节碳排放势在必行。基于此,探索性地提出实施“碳限额交易-碳税”双重碳政策,从消费者效用角度出发,构建高碳排放耐用品出租与销售策略模型,讨论双重碳政策对耐用品厂商市场策略与减排策略的影响,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调控碳交易价格与碳税率,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结论表明,不推出碳税或碳税政策宽松情况下,碳交易价格不能改变厂商选择出租策略的现状;碳税政策趋严情况下,碳交易价格较低时,销售策略更优;碳交易价格较高时,出租策略更优;碳交易价格与碳税率影响厂商减排技术投入与减排效果,碳税率固定时,碳交易价格越高,减排效果越弱;政府通过调整碳交易价格与碳税率可以实现厂商采取不同市场策略均更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碳交易规制下过度自信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博弈研究

考虑碳交易规制的约束，构建过度自信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在定制和订购两种减排外包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之间的博弈均衡，探讨过度自信及相关参数对于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决策和期望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两种减排模式下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均存在最优决策。定制和订购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随着初始碳排放量与制造商的减排系数增加而降低。除减排服务价格以外，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系数呈反方向变动。在一定条件下，两种模式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期望利润和实际利润大致也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当需求函数满足均匀分布时，订购模式对减排服务商更有利，定制模式对制造商更有利。     

不同减排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本文针对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回款难及其与用户之间缺乏信任等现象,结合实际中节能服务公司与制造企业采取的不同减排合同机制,分别构建了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和减排量保证型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的三级低碳供应链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减排合同下持股策略对供应链企业决策及利润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并结合案例及数值算例发现,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中,当制造商单独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增加持股比例会使产品减排量和链条上其他成员利润增加,同时低碳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时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两公司增加持股比例同样会使企业决策和利润得到优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企业大联盟,但该种情形会加大持股比例与企业决策和利润的协调难度。此外,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下,制造商对节能服务公司持股可使环保红利和企业效益均得到增加,建议此种减排模式下的供应链企业实施持股策略;但对于减排量保证型合同,持股策略对各企业决策及利润并无明显改善,因此该种减排合同下不建议企业间采取股权合作策略。     

碳中和视角下奖惩机制对逆向供应链碳减排与回收价格的影响

近年来,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行业健康发展,减少碳排放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受到各界的重点关注。本文针对制造商、电商平台、第三方回收商等多个主体构成的逆向回收供应链,探讨碳限额政策与政府补贴奖惩机制并行下对逆向供应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量、回收价格、碳排放量、碳减排努力的影响,构建四种不同回收模式利润模型,得到不同回收模式下的最优回收价格和减排率,分析碳限额、消费者回收渠道偏好、拆解成本、碳交易价格、产品再制造比率对回收价格和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渠道偏好会影响回收价格和制造商碳减排率;针对污染型产品,政府应采取高的碳价格对制造商进行惩罚;此外政府政策是把双刃剑,政府补贴既可以提高企业碳减排率,同时也增加了逆向供应链总的碳排放量,且政府补贴对双渠道回收模式有更明显的减排作用。     

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

国内的环境压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际压力、大国的责任与承诺,决定着我国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势在必行。然而国内目前控制污染排放的政策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缺乏利用市场的手段。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的差异较大,但是针对污染控制影响的区域定量分析却少之又少。本文利用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全国各个地区施行统一的碳税对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二氧化碳减排以及地区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采用统一碳税的碳税政策,对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造成的福利损失比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约要大1到2个百分点;碳排放强度越高的省份,其福利受损的程度越大;统一碳税政策既会带来地区整体福利的下降,同时也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     

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碳减排投资及其政策分析

燃煤发电是电力供应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论文针对碳排放权价格（碳价）、燃煤发电商上网电量以及碳减排设施的单位运维成本都随机波动的情况,构建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商碳减排投资实物期权模型,在模型求解基础上,针对某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通过数值仿真方法,考察碳价下限对碳减排预期投资时间的影响,并探讨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如何影响碳价下限政策的有效性,比较碳价下限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的优劣,分析结果表明：（1）碳价下限政策可能会激励燃煤发电商提早进行碳减排投资,但提高碳价下限不一定能降低碳减排投资阈值;（2）碳价下限政策实施的有效区域由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等参数有关,在该有效区域内,通过碳价下限的调整可调节碳减排投资的预期时间;（3）相对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碳价下限能显著节省补贴资金。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基于碳排放的废弃产品回收站点分布研究

基于碳税价格对废弃产品回收运营决策的影响考虑,本文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把顾客、回收站点、回收总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并分析碳税价格对回收站点数量和成本的影响。首先,将顾客、回收站点和回收处理中心作为整体,考虑能源成本、运营成本和碳排放费用,建立废弃产品回收站点分布的社会总成本模型。接着,对碳税价格为零和碳税价格无穷大两种极端情况,分析了回收站点的数量、碳税价格、社会总成本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对模型进行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当前碳税价格下,同时考虑碳税成本和运营费用或仅考虑运营费用这两种情况计算出来的回收站点数量相等,单位总成本区别不显著,即碳税价格对运营影响不大;若仅考虑碳税成本,则回收站点数量变化较大,即合理的碳税价格对运营影响显著;碳税价格理想的定价应该在40.03至66.46之间;回收站点数量为66时,碳排放量最优。     

欧盟碳市场系统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实证研究

运用CAPM模型分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市场风险,通过Zipf技术研究不同预期收益下碳价波动行为。结果显示:2005～2007年第2阶段单个合约对市场风险敏感性小于第1阶段。2005～2007年的系统风险和2008～2009年较为一致,而前者的非系统风险是后者的10倍以上;2008～2009年碳市场的超额收益率较低,小于0.02%;碳价的上涨和下跌概率是不对称的,在预期收益率为20%和投资时间为250天的情况下,下跌概率高于上涨概率10%;在较低的预期收益下,碳价的涨跌受到了市场机制、季节性、异质性事件的影响;在高预期收益率下,投资者对碳价变动认知较不稳定,风险较大。     

化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分析模型及应用

化工行业是全球耗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户,由于其产品结构复杂,减排影响因素众多,探索其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和路径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化工行业的产品结构特点构建了一套化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综合分析模型:首先结合化工行业产品种类繁多的特点,分别从行业和产品视角构建了一种两阶段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模型;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化工行业的发展规模、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建立了化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的情景分析方法。最后以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重庆市的化工行业为例进行应用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石油化工的引进,未来重庆化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2020年之前难以达到拐点;而随着精细化工比例的不断提高,产品能效水平的改善,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最后结合中国化工行业发展的实际提出化工行业低碳发展应坚持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并行的原则。     

碳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谎报决策与协调研究

低碳环境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面临碳排放量及碳价格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针对该问题,文章在碳交易环境下,基于"基准法"的碳配额分配机制,构建以制造商为主导的两级供应链模型,在碳信息不对称下分析供应链成员的谎报行为及其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若制造商拥有碳信息优势并在满足最优谎报方程的前提下采取谎报行动,制造商的利润没有得到实质的提升,且其谎报决策并不对供应链绩效产生影响;而当零售商拥有碳信息优势时,一定会为了提高自身利润而谎报碳信息,且在最优谎报方程下能提高零售商及供应链总利润,同时降低制造商的利润,但该谎报行为不能使供应链绩效达到最优。针对零售商的谎报行为,文章采用收益共享契约进行协调,使供应链绩效达到最优,并验证了该契约对激励零售商真实反馈碳信息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