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构建生命共同体：“两个和解”思想的当代生动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是关于人类本身、人与自然之间和解关系建构及至实现和谐共生发展的科学指南。新时代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对“两个和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坚持,是对“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辩证关系的科学诠释,是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视角深化“两个和解”思想的研究,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蕴。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形而上学、人与自然——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

康德在海德格尔解释策略中不过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追问旅途中的一根拐杖。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必须以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为先导。先验想象力是使对象能够被给予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纯象或发生域,海德格尔以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为契机绽出存在。在康德根本精神里,由于掺进了先验想象力这种硬性的形式,人在认识上为自然“设立”法度和先天框架;而海德格尔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因其运行尺度遵循内在的规律,最终不以人的认识活动而受制约。在他试图剥离康德在认识上所凸显出来的人全面统治自然的意愿及追问形而上学进程中,康德“先验想象力”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得以消解与演进。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亚里士多德与庄子人生“至境”之比较

人生至境是人对理想生活处境的终极性描绘,也是先哲们求解人生问题的重要体现。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思想者,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对此给予了丰富的阐释。立足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两位先哲的人生至境可相应地从5大维度进行比照：样态形式——“闲暇”与“逍遥”;通达途径——“沉思”与“坐忘”;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以及人格形象——“完人”与“至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均将人生至境指向了内在精神性的自由之境,但在5个维度上都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于始源点上的汇通与分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价值探析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倡导坚持六项基本原则,体现了维护生态安全的逻辑遵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习近平的生态安全视域,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承认、利益同向、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人们生态安全意识的认知价值;细究开放合作、绿色发展和系统治理等准则,探索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生态安全格局的助推价值;阐明美丽中国伟大实践和中国方案的贡献,增强实现生态安全全球图景的引领价值。最终凝聚国际共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主题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领域,成为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既展现丰富深刻的思想逻辑,又具有指向鲜明的实践启示。在思想逻辑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追求等思想要旨;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守正创新,体现着对自然万物联系普遍性的深刻认识、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最新阐释、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先进理念等创新意蕴。在实践启示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责任观、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观等价值导向,启示我们进行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开展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培育、坚持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原则。     

略论王安石的性情命论

性情命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宋代的王安石以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视点,对性情命论做了一番深入的考察。王安石的观点较为独特,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哲学思想提出了个人的深刻见解。这种观点在后世的哲学思想发展中,影响极大,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思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系统观念的生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启迪,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思维的滋养,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以系统观念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逻辑中。系统观念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有正确的思路方法,坚持加法增绿与减法去污相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系统谋划与久久为功相统一,多元主体与多手段治理相统一。要将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应用于以“六个坚持”指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汇聚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力量。     

自然辩证法界“为国服务”的历史机遇与现实路径

自然辩证法是以实践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学科和学术事业,自然辩证法界＂为国服务＂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稳固的社会实践基础。自然辩证法的学科特点,在＂为国服务＂中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根据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构成和发展状况,从＂学科＂、＂学术＂和＂事业＂三个层面,正确处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直接为＂和＂间接为＂的关系,努力实现＂为国服务＂的历史重任。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复合自然观--人类生活实践视野下的自然观

从现代实践哲学的立场上看,自然观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蕴于人类生活实践之中.人类生活实践的三种基本类型则意味着自然观的三个层面.因此,从人类生活实践的视角,克服对自然观的片面理解,将自然观理解为一种"复合自然观",是挽救环境危机的一个观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