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论环境权的主体——对主流学说的检视和修正

环境权是一项以享用良好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主要为当代的自然人。不过，为防范当代人合谋滥用环境资源而造成代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赋予后代人有限的主体资格。单位不是环境权的主体，尽管某些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需要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外在条件，但单位本身并无享用良好环境的内在需求；再者，良好的环境条件也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权、自然资源权等其他制度工具来保护和实现，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赋予其环境权。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宪法上基本环境权的义务主体，但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不仅享有对本国环境资源的主权，还可以成为该国公民环境权的受托主体,通过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信托两种方式来维护本国公民的环境权益。人类可以但没有必要成为环境权主体。自然体不能也没有必要赋予环境权主体资格。     

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构建——基于环境会计的研究视角

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而生态补偿标准成本的核算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将生态补偿标准成本核算纳入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之中,对生态环境涉及到的环境成本业务和事项进行确认,是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的关键,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平正义和边际机会成本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遵循全面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等环境会计原则。另外,在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时,需考虑运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对成本的影响。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消费环境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内在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三重维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引导大多数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目的和价值，其结果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困境。超越消费主义，一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要发挥制度优势，超越资本逻辑；三要扬弃消费异化，构建健康消费方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的法学界定——基于历史的分析进路

生态保护补偿概念是相关立法的基本前提,也是相关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保护补偿”是特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产物,亟待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导,从多元化的静态分析路径转向动态的历史视角。发展至今的“生态保护补偿”一词,在法规政策中的表述或概念研究层面的理解,其彰显的“正外部性”补偿特性已获得广泛的立论支持,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包含“发展利益受限”等其他各种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但“发展利益受限”没有被作为“生态保护补偿”的唯一特殊予以重点关怀而仅仅是点到为止。此外,总体而论,当前的概念认知仍停留在“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偿”的传统认识论阶段——这使得所有产生积极环境效益的行为无法被区分。由于当前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已然失之个性,生态保护概念必然无法有效解释并指导制度实践的开展。为此,很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概念予以再界定,旨在揭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重构的理论基础为“私法层面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受限与利益弥补”。该定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生态保护补偿的独特本质,另一方面能够指导我国各类补偿实践的开展。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面向（笔谈）

以现代化为价值引领,努力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新时代乡村教育已成为全面助推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步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应以乡土性、全面性与共融性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秉持守望乡土文化、构筑生命共同体、形塑治理生态圈的实践逻辑。努力打造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发展快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应统筹规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布局,以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解决乡村学校在发展中陷入的“割裂、疏离和悬浮”困境。树立本土化培养的治理目标,增强实用性培养的治理内容和深化协同性培养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乡村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吴秋林教授访谈录

该访谈录使用问答的方式展开的是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认为展开文化基因研究才是实现完整人类的基本研究,生物基因的研究实现的只是“半人”（生物人）,而另外一半人（文化人）的研究应该用文化基因研究来实现。文化基因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重要概念,如文化基因密码,自意识、文化汤、文化原点、支点、节点、衍生点、信仰块、体质人、文化人等。     

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生态文明观

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和环境法治观,促进环境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完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与中国特色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生态文明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新意,它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文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生态文明观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通过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并制定出先进的环保法律制度。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度实践路径探析

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以全方位、多维度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向。在经济方面,需要以循环经济代替传统的线性经济;在制度方面,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的体制建设,从而约束人类对于自然的行为规则;在科技方面,需要由传统的征服型科技向生态学科技转变;在思想文化方面,需要改变现有的文化系统,建立新的保护生态的价值观等。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走向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笔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提出科学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探索和坚持生态文明新特区的基本条件。并从四个方面概括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生态学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探索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是对我国古代思想家生态文明智慧的汲取和升华,是反思人类传统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的理性选择。     

浅谈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基本问题

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本文从生态文明的内涵出发,正确理解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分析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以期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业务化工作提供借鉴。     

生态文明与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着4种基本的文明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这4种文明形态中,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目标,建设生态法治。     

生态文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化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是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价值和目标的体现,是生态文化发展的最高成果和最高表现形式。在生态文化指引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加强生态文化教育,提高人的生态文化素质,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创新维度研究

从观念创新、顶层设计创新、管理体制创新、动力机制创新4个维度来探讨如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使得整个体系有理论基石、顶层设计指导、管理体制支撑、动力机制驱动,而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自洽系统。“道法自然”“出入以度”的传统哲学思维夯实了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论基础;顶层设计创新主要关注“五位一体”整个系统内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管理体制创新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即确定生态规模、分配自然资源产权和市场交易;动力机制创新包括相对均衡配置利益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支持与法律保障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确立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第四大文明,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卓识远见。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依靠道德和法治的双重力量,一方面要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环保节能的生产方式和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我国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将生态伦理的理念转化为制约和影响人们决策和行为的制度结构和法律规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生态文明美学辨析

从学术上来说,生态美学作为美学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从文明发生学来说,文明与生态是天敌。从审美发生学来说,美在文明,不在生态。从审美本体学来说,审美是人的自由意识;审美是主观的,而生态是科学的对象,它是客观的。造成生态美学成立的两个误区是：将生态审美看成自然审美;将生态审美看成生命审美。生态与审美只能在生态文明的统一上实现兼容,而这属于生态文明美学的范围。环境美学是生态文明的生发地,它们都是文化美学,但是生态文明美学是全局性的美学、时代的美学,而环境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生态文明美学的主体在环境美学。生态文明美学是一种新兴的美学,它以生态文明美为核心范畴。这种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色彩,生态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生态文明美学的核心是清晰的,但边界是模糊的。生态文明美学的建构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而进行,其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