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     

民族自治地方生态利益补偿法律机制问题的现状分析

小康社会质的规定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现状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生态利益补偿法律机制问题的研究与建设,是有其现实必要性的。尽管目前从画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民族自治地方生态利益补偿法律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法律意识、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现存问题全面深入的分析,以期对今后如何建设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生态利益补偿法律机制有所裨益。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

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态势。这样的政治发展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迁直接相关,而且与文化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推动,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密切相连。     

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从一些典型个案来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形成了纵向政府间机构设置整齐划一的结构。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深圳、顺德等地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样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调整纵向政府间关系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共和国初期民族自治地方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政治制度历史性飞跃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和推行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民族管理由传统到现代、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按照全面从严管理、适度民族化和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干部教育的原则,民族自治地方多措并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举办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民族院校、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实践中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配合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政等方式,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应深入探寻历史智慧,统一认识,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健全干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和统战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突出关键岗位历练与源头培养,强化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教育培训,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进而推动民族自治地方"五位一体"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分析与框架设计

作为资源富集地区,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以中央政府提出的“适度分权”为原则,实现了从单中心管理到双中心治理的转变,为多中心治理奠定良好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多中心治理是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方向,也是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顺利扩围的关键。文章将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成10个中心,包括中央级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协作部门、自治区及以下级次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治区及以下人民政府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地方协作部门、纳税人和涉税第三方机构。探讨其多中心治理机制,分别为税收立法系统与税收管理系统的“授权-负责”机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系统的“监督-协助”机制,税收管理系统内部的“领导-反馈”机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管理-遵从”机制,税务机关、纳税人与第三方机构的“咨询-协助”和“咨询-服务”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可通过多中心参与,实现顺利扩围和有效治理。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能力建设研究

立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法主体完成立法任务、达成立法目标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及所 具备的条件和水平,其高低受制于立法队伍、立法机构、立法机制等诸多因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立法法的实施,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需求猛增,立法任务繁重与立法能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针对当前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能力建设存 在的问题,建议将健全立法体制机制、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完善专门立法机构、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作为立法能力建设 的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职能与机构改革模式比较

我国以职能和机构整合为核心的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由试点改革进入到全面推行阶段。本文主要通过结合典型调查法与比较研究法，对典型地方政府改革方案进行分析研究，探求在文化领域进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与组织设置改革的相关影响因素。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实施方案存在较大差异，大致可以归纳为六种模式。根据各自职能与机构整合方式的不同，这些改革方案共同构成改革模式类型连续体，不同地方政府改革方案在这一连续体所占的具体位置由许多重要因素所决定。     

浅议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要素

经验积累层面上的实践动力和现行局势层面上的现实动力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两大动力要素。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机构改革为载体,在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改革重点,逐步优化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动力要素,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托平台。政府自身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与市场化需求提高之间的冲突,政府的不廉洁行为与大众公平意识增强之间的冲突,政府控制维稳功能与社会发育水平提升之间的冲突,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动力要素。     

乡村治理中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如何从试点到推广？

以“试点-推广”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已是成熟的中国经验,近年来,通过顶层设计指导试点与再试验,再由典型经验充实完善顶层设计,已成为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本文梳理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顶层设计,并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机制的政策内容中选取若干进入中央政策的地方实践案例,发现并解释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创新的互动。研究认为,化解本地治理压力以及对实际成效的追求成为地方实践创新的初始动力,在寻求合法化支持与政绩塑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实践通过行政层级逐步向上扩展。而中央政府层面,一方面需要自身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顶层设计来指导地方实践,另一方面需要将那些能够实现政策优化或是能成为示范典型的地方实践有选择地纳入中央政策,以此完善顶层设计。     

地方行政机构人员分流难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减。具体要做到转变思想观念 ,解决认识问题 ;分流渠道 ,做到“人尽其用” ;完善分流政策 ,做到“水畅其流” ;依法定编 ,为地方政府机构人员分流提供动力。真正调动富余人员投身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     

西南多民族地区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制约因素——基于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状况是社会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在以贵州省为个案的西南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背景下,因缺乏应有的资源供给力度、合理的基层政府任务序列和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理性认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面临巨大的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心理压力。只有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不断推进地方民主制度建设和引导青少年增强政府信任,才能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经济、政治保证和社会心理基础。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从权力虚化、利益失衡到权益均衡的路径选择——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研究

在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建构了一个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制度框架:自治机关享有优先开发利用本地区自然资源的权力;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应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应当以改善资源地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归宿,从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两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的分配机制.     

政府机构改革的前车之鉴

建国以来，我国已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可见，政府改革不仅在于精简，而且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机构膨胀的诸多因素。事实上，政府机构膨胀的诱因和精简的难点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不同，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发展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此次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吸取以往的教训，在精简的同时，建立起一个防止机构和人员再度膨胀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其实施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可能性。本文讨论了大部制改革的五点理论基础,并结合随州模式、重庆模式、成都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阐述了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优势所在。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注重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培养是大部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公共治理模式是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向,行政权三分是大部制改革的可行做法,树立中央权威是大部制改革的有力保障。     

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及其实践进路——以对改革试点工作的反思为视角

近年来,为了破解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体制窠臼,我国围绕公正、高效以及人权的价值维度掀起了一轮新的司法改革浪潮,并借助试点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广。在试点改革扩展至全国范围之际,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需要认真反思相关的试点经验,以满足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求。就当下而言,顶层实践方案的缺失、社会认同度的低下、基层司法人员的消极应对以及改革过程中的简单"西化"思想,逐渐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阻滞因素。由此,我国司法改革在实践进路上应当着力于完善改革的顶层设计,借助表达机制的型构提升改革的民间认同感,通过职业保障制度的确立提升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热情,并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型改革道路。     

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现状及完善对策——基于贵州省的调查

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在地方推进中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对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中组织现状的实地调查,从机构及职能部门设置、职责界定及划分、组织协调机制、组织保障能力等层面,对地方食品监管组织进行了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了目前地方食品监管组织存在的结构不合理、职责划分不清与职能分工不科学、协调机制不完善与协调方式单一、人员及经费保障能力弱等问题,最后从完善地方立法进程,推进监管机构渐进式改革与职能整合,促进监管职责科学界定及职能转变、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并推动协调方式创新、加强保障能力建设等,探讨了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完善对策。     

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逻辑——兼论大部制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进展、问题及对策浅析

自2009年以来,各省市围绕体制机制改革、服务体系建设、便民惠民措施方案、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重点方面,开展了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探索工作。总体来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改革中仍存在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不够清晰、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较少触及、医疗费用控制效果不够明显、改革中公立医院自身动力不足等问题与困惑。为了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应从明确顶层设计,完善各类配套政策,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与补偿力度,深化人事薪酬改革,提升医务人员积极性等方面寻求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