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是构建高端供求市场、高度产业协作、高度交通便利而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2009—2020年省级数据,探究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效应3种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检验集聚效应的阶段性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集聚水平的上升,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先抑制、后驱动的影响,竞争效应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媒介沉浸对用户社会认同的影响——基于网络语境效应

为了探索网络语境中媒介沉浸对用户社会认同的影响机制,以语义沉浸、表象沉浸及情景沉浸为自变量,社会认同为因变量,自我概念与群际识别为中介变量构建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相关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1）网络语境中语义沉浸、表象沉浸及情景沉浸分别通过自我概念及群际识别的中介作用,对用户社会认同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语义沉浸对用户社会认同的影响效应最大,表象沉浸次之,情景沉浸最小;（3）语义沉浸、表象沉浸及情景沉浸对用户社会认同的影响效应,在用户的人口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该研究结论,可对媒介沉浸类型进行甄别和分类,从而实现网络空间的差异化监管、引导和治理。     

家族企业人情化氛围对辱虐管理效应的影响机制——基于多案例的探索研究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3家明显具有辱虐管理风格的家族企业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对3家企业人情化组织氛围的挖掘和分析,探索出其对辱虐管理作用结果的调节效应,从而加深了对组织氛围作为一种情境因素影响辱虐管理作用结果的内在机制的认识。经过数据收集、编码和分析,归纳出辱虐管理、家族企业氛围与员工情绪反应、心理感知和工作态度等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据此提出6个研究命题,研究发现：（1）案例企业表现出具有身心自由、人文关怀、团结一致特征的人情化组织氛围;（2）这种人情化组织氛围能够弱化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疏离感的正向影响,并弱化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度的负向影响;（3）人情化氛围对辱虐管理作用结果产生以上调节性影响的机制在于,这一组织氛围使员工产生了对上级领导行为的同理心和对组织的认同感,从而弱化了辱虐管理对员工心理状态和工作态度的破坏性作用。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