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的主体——对主流学说的检视和修正

环境权是一项以享用良好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主要为当代的自然人。不过，为防范当代人合谋滥用环境资源而造成代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赋予后代人有限的主体资格。单位不是环境权的主体，尽管某些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需要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外在条件，但单位本身并无享用良好环境的内在需求；再者，良好的环境条件也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权、自然资源权等其他制度工具来保护和实现，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赋予其环境权。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宪法上基本环境权的义务主体，但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不仅享有对本国环境资源的主权，还可以成为该国公民环境权的受托主体,通过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信托两种方式来维护本国公民的环境权益。人类可以但没有必要成为环境权主体。自然体不能也没有必要赋予环境权主体资格。     

个体清洁空气权何以可能——兼论环境权利的宪法表达

麦考密克和拉兹都曾经主张清洁空气不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雷奥梅、沃尔德伦和马默却主张清洁空气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共物品的“享用”和“生成”。其次，我们应该区分个体独立享用的公共物品和集体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享用的非排他性和享用的集体性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并不妨碍一部分公共物品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对象。个体能否独立享用某种公共物品，才是决定这种公共物品能否成为个体权利客体的关键。由于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具有个体独立享用性，公民个体在理论上可能对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享有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权利的利益理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因此，将环境权利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关于中小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几个法律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类似特许经营的经济活动。中小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典型形式是契约型的特许经营权，其含义也早已不仅限于政府特许的范畴。由国家特权向民事权利转变是中小企业特许经营权发展的轨迹与历程。中小企业特许经营权与商业连锁经营权的区别是：权利的从属关系不同；权利的内在联系不同；法律关系的范围不同；运用权利开展业务的方式不同。中小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取得，是指作为受权方的企业获得从事特许经营事业的资格或能力。特许经营的双方当事人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特许经营的责任分担，应以自己责任为原则。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是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开放鼓励、微观制度环境渐趋宽松、制度执行环境模糊约束的含混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养老服务供给型社会组织和支持型社会组织,分别强调其专业服务优势和多元资源支持。从实践方式看,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组织互助养老服务等直接方式,以及政策参与、资源动员、行业自律等间接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兼评动物的主体地位

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动物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存在诸多障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动物加强立法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针对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第一,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原则;第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动物保护的规定;第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     

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     

自然与社会：从偏离到回归——论卢卡奇的“钟摆论”思想

卢卡奇在总体性问题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这样导致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中总有失偏颇，像一个钟摆，时而摆向自然，时而摆向社会，割裂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1）早年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2）晚年强调“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文通过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自然、自觉自由活动来阐明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约束条件、产权结构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不同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产权结构的绩效是与现实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研究、分析和找寻决定环境资源特定产权结构的那些极端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判断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决定产权结构的选择,不仅有成本约束,更重要的是有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导致经济损失.由于产权的初始界定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从而导致了目前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但产权交易是产权逐渐明晰、产权结构渐进优化的最好方式.因此,解决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使环境资源市场逐渐完善.     

受教育权性质:国际法与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义务主体,这是国际法有关受教育权立法的基本精神。而我国现行宪法对受教育权性质的规定则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其表述存在着语义与逻辑上的固有缺陷,其立法精神也与国际法不符,不利于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基础进行重新审视,以便对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做进一步的修改,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公民环境权的涵义及其法律属性探析

公民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和无限制地改造自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的人权。本文认为公民环境权是公民享受清洁健康生活、生产环境的权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赔偿的权利,属于私权范畴;其法律属性表现为公益性、社会性、从属性、独立性。     

管制性规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

在当前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被侵犯的权利不仅仅是传统的民法权利,更应是环境法意义上的环境权,这种环境权作为一种分享自然资源的权利,可以通过限制自然资源开发权的管制性规范而确立。但是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风险,因此这种环境权也是平衡公共利益与开发自由而分配风险的产物,管制性规范由此成为环境权的确权规范、资源分配规范以及风险分配规范。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失灵造成了自然资源产品的成本结构畸形化、价格构成单一化等问题.以租值耗散理论为视角,分析得出自然资源产权虚置与价格管制是导致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缺陷的根源.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厘清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结构要素、维护自然资源资产的市场交易、规范自然资源资产宏观管理环境、调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纠纷等四个方面形塑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环境权的私法规制初探

我国环境权的私法规制存在诸多不足,现有私法对环境权公益性的保障不足,缺少利益协调具体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无法涵盖环境和环境要素,现有物权法难以满足环境权的保护要求,现有侵权法难以提供环境权预防性保护,现有人格权法难以满足对环境人格利益保护的要求.我国对环境权的私法规制,需从构建环境物权及其他物权的生态化、构建环境合同及合同的生态化、构建环境人格权等方面加以完善.     

《世界人权宣言》管窥

《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专门性国际文书 ,它为国际人权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带动了世界范围内人权思想和人权意识的广泛传播。但它也有局限性 :没有把发展权列入人权领域 ,没有解决好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主权国家之间、人权共同标准与各国内政之间的关系 ,以致现在国际上对这些问题仍争论不休 ,甚至有人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干涉他国内政。 2 1世纪面临的人权问题仍会很多 ,而消除贫困、实现发展权应是新世纪的头等人权大事     

宪政维度的农民权利保障思考

将我国的宪政建设放置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中,农民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权利主体。基于宪政的某些缺失,农民因身份使其无法成为真正平等的"公民",农民权利也无法平等地享受宪法、法律应当给予的充分保障。如何在宪政维度保障农民权利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