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     

旅游法实施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附属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是旅游法实施机制的传统形态。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旅游新业态不断呈现及倡导文明旅游的今天,对旨在保障旅游基本秩序的旅游法传统实施机制进行创新,使旅游法实施在满足基本功能基础上承载促进旅游发展功能,成为旅游法制发展的客观必然。旅游法实施机制在新时代要顺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促进旅游发展之效力应遵循效益原则、激励原则与规制原则,需融通标准与政策型构激励促进机制、强化相关主体协同健全协商合作机制、藉由流程再造完善实施评价机制。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连片特困地区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逻辑

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特定的区域空间,城乡差距大,贫困程度深,精准脱贫任务艰巨,是当前我国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这一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其实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生产,这种生产既要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也应该从“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出发,深刻认识三种空间生产的不同特点和功能,即连片特困地区“感知的空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构想的空间”是城乡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过程,“生活的空间”是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同时,连片特困地区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需要从空间控制、内外部对接、公共服务、产业布局、社会保障与政策支持以及非直接因素等方面进行耦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有序打破城乡边界,有效做好资源配置,构建起城乡平衡、协调、联动、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最终实现精准脱贫与城乡共享发展目标。     

论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能源政策的失灵与矫正

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以及不断恶化的生态问题,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能源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能源禀赋以及低碳能源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低碳能源政策体系尚待健全,现行能源政策在制定、执行、评估以及监控等环节存在失灵现象。为此,应该采取有效的矫正措施,完善我国现有的能源政策体系,促进低碳经济和低碳能源的发展。     

扶贫瞄准中贫困户竞争与协同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扶贫瞄准过程是贫困户采取竞争和协同行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行为演化的结果取决于两类贫困户扶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的对比关系,只有当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本时,博弈才会向两者都选择协同行为的方向演化。协同收益及其分享系数、协同成本及其分担系数是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并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界点,使贫困户都选择协同行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博弈向协同方向演化。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一元主管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测、精细管理转向精准服务。然而,在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尚存在着过程性与根源性等阻滞因素。为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保障体系两大方面。     

日本与印度实现教育公平的制度设计

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必须提供教育服务,尤其要实现教育公平。日本通过三次重要的教育改革,印度通过推进义务教育,从法律规范、具体政策执行,特别是教育制度设计等方面扩大受教育机会,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从而其实现教育公平理念。借鉴日本和印度的经验,有利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表现为固定价格、划分市场等横向限制竞争行为和限制转售价格、独家交易等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由于行业协会所代表的特殊利益性,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更可能排斥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加以规制.通过与美国立法进行比较,我国<反垄断法>法律条文比较概括,没有规定判断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对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规定也比较简单,不足以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和救济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应在立法中明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来判断行业协会的行为是否限制竞争,同时为了更好地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监管机构应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处治制度.     

竞争法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规制

行业协会作为同业经营者所组成的维护同业经营者共同利益的社会组织,其在维护竞争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为了成员的整体利益,行业协会也很有可能通过决议来限制竞争。并且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直接的手段,也有间接和隐蔽的方法。因此,将行业协会纳入竞争法的规制范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

竞争政策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产业政策体现了政府用市场以外的方法培育某些产业竞争力的努力。产业政策的许多措施具有反竞争性,两者必然产生冲突。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基于多种因素考虑的结果。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比,竞争政策应处于优先地位;但基于各国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竞争现实,完全不受产业政策影响的竞争政策是没有的。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和完善各国竞争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未来中国反垄断法要很好解决的问题。     

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协调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着重有形的手的作用,它的实施可能会出现对竞争的限制甚至消除的情形;而竞争政策则是以确保无形的手的有效运作为直接目的,维护竞争的自由和公平,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如何有效地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是我国目前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制度分析与研究生教育产业政策

本文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指出生产与供给的混同是阻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制度症结,在此基础之上,逻辑地推衍出制度变革的方向,并探讨了建立制度基础与公共政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问题。本文对如何运用公共政策促进制度基础的优化,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研究生教育产业制度,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     

制度自信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自信是对我国制度体系全面而整体的自信。制度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皆属意识范畴。不同层次的制度各司其职,功能各异,从不同维度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制度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形成系统优势与整体合力共同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制度优势的认同和自信转化为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以宪法统合共同体意识,加强制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创新和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整合,提升制度效能,充分发挥不同制度的耦合作用和体系优势,是进一步凝聚制度共识,增进制度自信,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在逻辑与制度表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民法典》确认其特别法人地位,奠定了未来中国土地改革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存续期间的先在性、组织职能的双重性、成员资格的封闭性和集体资产的公有性等特别属性,亦正是该特别属性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陷入外延边界不清、组织职能分配不均衡、组织内农民难以受益和面临市场风险等制度困境,亟需进行法律上合理的制度表达。应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并实现“政经分离”,适当剥离公共事业服务职能并强化生产经营性职能,在适度开放集体成员资格的同时设立成员双层结构,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破产能力,但应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及非经营性资产本身从责任财产范围中予以剔除。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论预算关系的法律调整及其制度完善

预算法律制度是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体系。预算分配权在不同国家机关或机构之间的法律配置构成法律调整预算关系的作用机制。我国应当围绕预算平衡理念的法律维护、预算方式的制度选择和预算活动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保障等主要方面进行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