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生态环境损害中的私益辨识与责任界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环境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其具体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公益保护目标,理论和制度上已经将生态环境损害界定为公益损害,但事实上生态环境损害可能包括私益损害,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并将私益损害排除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在分析生态环境损害与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之具体关联的基础上,按照主体特定化、利益特定化的标准辨识私益损害,以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中,须完善责任认定程序,根据私益认定标准区分出私益赔偿责任,并通过责任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明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环境侵权责任的二元区分结构。     

环境法典是生态修复责任的归宿——后民法典时代民法与环境法的区别与融合

《民法典》侵权编规范群规定了环境侵权与生态修复责任，这种立法模式给法律适用、民法典的科学性、环境法典的编纂带来了不利影响。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权的救济制度，直接对象是生态功能，客体是环境权。《民法典》调整民事权益，无法调整属于共享性、公益性的环境权，环境权的救济尚需公众参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等制度的协动，应由公法调整，《民法典》无法承载生态修复责任之重。当前正值环境法典编纂之时，正是实现生态修复责任规范群“完璧归赵”的最好时机，即“出《民法典》，入环境法典”。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二元耦合结构——基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考察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责任。“造成他人损害”侵犯的客体是《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传统的人身或财产（私）权益，“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侵犯的客体则是未被现行《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生态环境（公）权益。由此，广义的环境侵权概念可分为侵犯私权益的普通环境侵权和侵犯公权益的生态环境侵权。无论普通环境侵权还是生态环境侵权，其行为都涉及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事实，因此在责任分担所考虑的因素、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应适用形式上相同的规则。而由于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在侵犯的权益性质、原被告举证能力上存在不同，因此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第三人责任的规范上应体现出适用上的差异。为更合理地展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这种二元耦合结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的七个条文在排序和文字细节上尚有值得调整的空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司法实践及完善

磋商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弥补生态受损领域传统救济方式不足的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修复受损环境的效率。但在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十大磋商典型案例”为代表的实践中依旧存在着多种问题，包括磋商主体的范围不明确、磋商的启动时机不恰当、磋商的司法确认制度不规范以及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明晰磋商主体的分类标准、探索适当的磋商启动时机、完善磋商的司法确认制度，并厘清磋商与司法的适用顺位，对该制度加以优化。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审视与规制

《民法典》第1232条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民法适当承担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功能的体现，亦是对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构想的法治回应。惩罚性赔偿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意在惩罚和遏制严重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该制度，可通过适当的利益倾斜，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环案件中被侵权人的维权积极性，形成对环境危害行为的威慑，并成为生态环境危害行为公法规制手段之补充，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但应当注意，结合我国此前惩罚性赔偿制度运行实效，以及该制度之固有属性而言，其在环境侵权领域之创设亦可能引发滥诉风险提升，对生产活动形成过分阻遏，以及同质性责任叠加等潜在负面效果。由此，应当对法条文本进行解读，厘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之规范要素，将该条文中的"法律"做狭义理解，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被侵权人"的具体意涵。同时，为防止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负面效应，应当对该法条之司法适用予以适当规制。具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在相关实施细则中对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采用"固定金额+弹性金额"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既有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之典型案例，尽量使个案中利益衡量标准趋于统一；将针对同一行为所设置的看似相对独立却在内核上具有同质性的责任进行整合，避免该制度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叠加适用而导致环境危害行为人之法律责任过重，违背"罚当其过"的秩序原理；在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方面，司法机关须注意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并比照公法责任之"有利溯及"等原则，遵循"法律规则优先于法律原则"等理念，准确认定该责任适用之时间范围。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二元耦合结构——基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考察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责任。“造成他人损害”侵犯的客体是《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传统的人身或财产（私）权益，“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侵犯的客体则是未被现行《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生态环境（公）权益。由此，广义的环境侵权概念可分为侵犯私权益的普通环境侵权和侵犯公权益的生态环境侵权。无论普通环境侵权还是生态环境侵权，其行为都涉及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事实，因此在责任分担所考虑的因素、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应适用形式上相同的规则。而由于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在侵犯的权益性质、原被告举证能力上存在不同，因此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第三人责任的规范上应体现出适用上的差异。为更合理地展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这种二元耦合结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的七个条文在排序和文字细节上尚有值得调整的空间。     

论环境污染损害的公共补偿制度

环境侵权损害往往是严重的社会性权益损害,现有民事救济制度的局限性无法应对环境污染受害人利益补偿的要求.只有在环境侵权救济领域突破严格的个人责任的限制,实现从单纯的责任个别化到责任个别化与责任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的转变,采取社会化的救济方式,才能对受害人进行及时切实的救济.基于民法社会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以及福利国家与积极行政理论,环境污染损害公共补偿制度可以通过设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来解决受害人的补偿问题.     

体系化视角下民法典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的规范定位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其侵权责任编中以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及损失赔偿责任,此二条款在形式上终结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体法律依据不够明确的局面。但由于环境公共利益、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责任所具有的显著的特殊性,导致二者分别与《民法典》中的民事权益体系和民事责任体系产生龃龉,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条款因此与《民法典》体系存在紧张关系,为疏解二者间的龃龉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的规范意义,应对条款中的违法性要件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定理解为在责任构成及责任执行方面对具体“国家规定”的全面引致。我国应在《民法典》生态环境责任条款的基础上,加快专门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创制进程。正在编纂中的环境法典宜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进行具体的、专门性的规定,从而实现对《民法典》中的引致性、倡议性规定的补全。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衔接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我国对生态环境损害之救济采取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行的"双轨制"模式.通过分析典型案件可以发现,现行立法未能为化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制度"碰撞"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南,导致"两诉"之间时常会陷入管辖冲突与衔接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以及相关立法规定的缺失,是导致"两诉"衔接陷入困境之根由.为此,应当在准确识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性质之前提下,通过立法对"两诉"之间的顺位规则、索赔主体机制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应当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顺位规则,并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组织—检察机关"三位一体且逐层递进的索赔主体结构,最大程度发挥"两诉"之制度合力.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引入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但该制度也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和适用条件不明确的问题。通过探讨最高人民法院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发现该解释尚存在不足之处，环境侵权和侵害环境权的概念混淆、相关法律条文的表述不清，以及没有明确证明标准等，使得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实践适用中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文章提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可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更应当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当中，在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将侵权人的行为违反环境与资源保护有关法律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事实证明至高度可能性时方可适用。     

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     

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

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是指无意思联络的数人排污行为或排污行为与其他行为结合导致相同受害人同一不可分割污染损害。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按其主体关联程度、行为结合的紧密程度及各行为与结果的紧密程度可分为主体强关联多因一果型、行为紧密结合一因一果型、行为半紧密结合多因一果型和行为相对松散全责性多因一果型四种类型。主体强关联多因一果型、行为紧密结合一因一果型和行为相对松散全责性多因一果型的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各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除外；半紧密结合多因一果型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各加害人应根据过错的大小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等承担按份责任。     

社会协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探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社会协商制度的选择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其相关的政治变量，包括新理念、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这一制度之间不仅构成一种序列结构，而且与其他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序列结构。该序列结构嵌入社会协商制度安排，使其行动者及相关行为主体与社会协商制度的互动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抑或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执行。因此，应从发挥党在社会协商中的保驾护航作用、确保社会协商的法律地位、营造社会协商的文化氛围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协商制度的创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