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汇的现代解读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将我国国情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可体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评说新儒家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出生于五四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传统价值系统开始解体，在国内出现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一批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欲图通过弘扬儒学，保存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即现代新儒家。它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而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以自立于…     

文化与帝国主义：冲突耶？融合耶？——读《文化与帝国主义》而想到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借鉴《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某些观点,针对当今的文化霸权主义及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振兴与现代化问题,只有把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认真的进行反哺、扬弃、并且积极的融入世界文化,才能真正的做到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儒家文化的回归和弘扬.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

以西方宗教的模式建立孔教会并试图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面对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意义。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论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的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延续,是来自中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原生型力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三个概念的内核基本上一致。但崛起并非唾手可得,必须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处理攸关中国崛起进程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同时必须继续韬光养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     

文化选择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而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选择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内推力。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能否选择先进文化的指引并始终代表其前进方向,决定着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历史表明,把握住文化选择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就抓住了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主线"。在21世纪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先进文化选择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反思“儒学复兴”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值

近年来,儒学复兴的声音日渐强烈,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警惕。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的传承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一味复古与全盘西化同样不可取。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真正的文化复兴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需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