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废统”意在法理“台独”

陈水扁1月28日（中国传统的春节）在岛内放出所谓“震憾弹”，陈水扁说，他觉得应该“认真来思考废除‘国统会’、废除‘国统纲领”’，要“在适当的期间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国统会’、这样的‘国统纲领’要来追求什么共同的统一，甚至在纲领中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都是非常有问题的”。陈水扁的一番话，激起岛内外的强烈反响。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纷纷谴责陈水扁的讲话，批判陈水扁是要向法理“台独”迈出实质的步伐。     

内容形式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

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内容形式范畴在应用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所起的指导作用,便是一个证明。本文主要讨论内容形式范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问题,并对“以‘结构’取代‘内部形式’,而以‘形式’去指通常所说的‘外部形式’”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内容和形式范畴新议》一文.简称《新议》)提出不同看法。     

毛泽东的和平统一祖国构想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①以“一国两制”构想和平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是邓小乎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对毛泽东和平统一祖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毛泽东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祖国大陆混乱分裂的局面，我国从此进入了统一安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     

“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同肖蔚云等同志商榷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红旗》发表肖蔚云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人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肖文)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是很好的,如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批判了那种“公然要求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来‘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反动言论;还着重论述了“怎样看‘人权’问题是关系到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原则问题”等等。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福建省首次台湾法律问题研讨会综述

福建省台湾法研究中心、省法学会、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台湾法研究所于1988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福州联合召开“首次台湾法律问题研讨会”。研讨会着重探讨了台湾法的性质与地位、台湾吸引外资的法律制度、台湾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台湾刑事法律制度以及台湾少年司法制度等问题。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台湾法律的性质,与会代表们认为,台湾法律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阶级本质上看,它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台湾当局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根本意志和利益。从法律内容上看,台湾当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仍然承袭旧中国“法统”一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香港回归与两岸关系

香港回归与两岸关系赵兴春“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直接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基础，从而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早在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三个有利于”:从检验真理的标准到指导实践的标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而且丰富和深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巩固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如…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用系统的观点看“低谷”

1989年,黄宗忠教授陆续发表了《试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出“低谷”》、《八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等文,以敏锐的观察力率先提出了“低谷论”的观点。他认为“从1985年开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开始走入‘低谷’,1987 1989年,这种‘低谷’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并进一步对“低谷”进行解释说:“所谓‘低谷’就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陷入困境。‘低谷’是与‘高峰’相对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多维文化视野研究的新硕果——束景南《朱子大传》评介

束景南教授所著80余万字的《朱子大传》,1992年10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哲学史研究著名专家张岱年和国际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陈荣捷皆特地为此书写了书序,张认为“这部《大传》把朱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是值得赞扬的”;陈亦认为《大传》“从多维文化视野研究,以补‘行状’‘年谱’之不逮”,“其学问方法,诚属上乘。且多新见”。     

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

要科学地说明非理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作用的基础和机制，就必须说明非理性发生的神经生理基础、社会基础以及非理性在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本文仅对后者作一简要论述。一、非理性的社会基础非理性是人脑的机能，同时还是人脑的承担者——人本身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精神状态，非理性不仅具有生物学前提或神经生理基础，而且具有社会基础。“意识—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④和理性…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内在要求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由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性质决定的。中国革命史属于历史科学，而史学与现实密切相联，这是史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历史本体论的观点来说，黑格尔认为，过去是现代存在着的某种事物由之产生的那些现象状态，过去是现实的客观基础，是现实躯体的骨骼和衣冠，在现实中它将继续存在，并将转入到未来中去。正如孙思白先生所说：“文化流传不停地把‘过去’、‘现在’、‘将来’串连一起，成为过去的历史当然会与现在有联系，并与将来屯有联系”。[1]就史学认识论而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乃是历史认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