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相容性——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

秩序有利于人类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本文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来分析自发秩序的本质及其与建构秩序的关系:由法治来限制建构秩序的作用范围以防止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假借正义之名侵犯社会公正与自由,但自发秩序的抽象普遍性特性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建构秩序发挥辅助作用,二者互不可缺;两种秩序的融合以情境为联结点,判断建构的新的规范或制度是否能融入现行自发秩序的标准是一种情境主义标准.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与原则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管理社会事务,是新时期政府推动和负责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渠道.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建设法治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法治途径.行政检察监督可以依法监督和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其核心是能动地发挥检察职能.前移法律监督关口,是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力的创新举措.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法、规范运行,要从制度建构和法律实践层面进行法律论证和司法实践.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经济法治:政府与市场的规范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确立经济法治.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治思维的束缚,从而影响了其应有的活力与效率.因而,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亟须重新考量并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权力予以控制,对权利予以保障和救济,以进一步摆脱“人治”思维;同时,依靠依法治国理念处理和协调好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综合利用公法和私法,构建和营造能够确保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治框架和秩序环境.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契约融入现代行政法的法理分析

现代行政是法治行政。法治行政或称依法行政,它意味着行政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遏制行政的恣意。契约自身的功能使其适合变化了的政府角色。契约在行政法的引入,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权利本位的需要。行政法契约化并不必然地要求所有的行政行为均要采用契约的形式,只是说契约为行政行为提供了一种模式,或者路径。行政契约顺应了现代社会现实的变化,满足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需要。它既实现了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又不破坏经济活动本身的秩序,无疑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

当前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确立 :树立法治政府理念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转变政府职能 ,发展社会中介机构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建立高效政府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思路。     

入世后的行政法治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

如果在行政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那么其结果必然建立了行政法治、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进而从根本上巩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并使之持续转变,实现权力政府向管理(监督)政府、审批政府向服务政府、万能政府向有限能政府、大政府向小政府的根本转变。所以说依法行政和建立行政法治体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应对入世最有效、最根本的制度保证。     

以公共财政促进中国法治建设

公共财政对于法治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可以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弥补现代性法律的形式理性缺陷。在我国,公共财政能够解决阻碍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难题:控制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破除司法的"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改革、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的宪政关系、提供安稳的社会环境。应当通过公共财政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论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秩序

日常生活既是权力秩序的基础,又是它的控制对象。其中,欲望身体、合作关系与生活仪式三者的内在关系更是现代权力所要渗透和操控的日常生活内容。现实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应当从法治与民主两个方面去恢复日常生活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提高人们的现代性反思能力。     

坚持行政合理性原则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采取权力对权力有效控制的方法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 ,这在依法行政的实践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     

论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观念、准则等从价值层面所作的话语解读和从践行方面所作的尺度选择.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使政府受宪法、法律的控制和约束,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使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治之维

在法活的维度和视野中,惩治和预防腐败应该树立起社会公正的核心理念,弘扬民主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的制度体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科学配置政府职权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程序和行政权力.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