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学术思想研究

<正>[主持人语]学术界对于朱熹、戴震、胡适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只是人们少从"徽学"角度看待而已。其实,"徽学"一词早期的学术界定,就包括以朱熹为开山之祖的"新安理学",及其后的"皖派"学术。清初赵吉士尝言:"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寄园寄所寄·故老杂寄》)民国朱师辙亦云:"徽学江湾衍,乡贤泰岱尧。流风宜继绍,敢不勉承祧。"(《婺源乡贤江慎修公弄丸图遗像题赞》)     

信守规范 追求卓越——《元稹诗文选》读后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一个新成果其所以被冠以"新"字,就学术性而言,应具有新见解、新方法、新发现,有助于推进学术研究;就社会效益言,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如能申请专利的商品.中唐时期的元和、长庆年间,在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历时20年之久的全民参与的学习、传诵元稹白居易诗歌的运动.这是一条多么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为世人所珍视的是元稹、白居易杯酒光景间的小碎诗章,和次韵相酬的长篇律诗,而不是<秦中吟>、<新乐府>之类的讽谕诗.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元稹影响的扩大,大批读者希望在<三遣悲怀>、<行宫>之外,读到更多元才子的作品,并有精到的注解,显然,一本<元白诗选>和一部标点本<元稹集>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有<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问世.     

白鹿洞书院与朱熹的教育改革

正游罢庐山,返回南昌途中,特意经星子县在五老峰南麓石屏峰下一停,古时我国四大书院之首、盛名远扬的"白鹿洞书院"就在这里。唐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在此隐居读书,闲养白鹿,自娱自乐,人称白鹿先生,又引流植花,建造台榭,成了没有"洞"的"白鹿洞"。南唐昇元四年(940年),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学馆,即"庐山国学",又称"白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李、何之争时间考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中批驳何景明的<六月望月食>、<同川甫寺中避暑>及<访子客自荆州使回二首>三首诗的写作时间是确定李、何之争时间的有力证据,李梦阳在书信中称前首诗为"近作".查前者作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后二者作于正德九年(1514)或十年,结合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及二人生平,李、何之争的时间确定为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年之间.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长恨(歌)传>有3个主要版本:<太平广记>本、<文苑英华>本(通行本)、<丽情集>本.鲁迅以<太平广记>本常见,<丽情集>本后出,断定<丽情>本经过篡改,而史学家陈寅恪"颇疑丽情集本为陈氏元(原)文",分歧甚大.其实各本文字歧异虽然较多,内容差异并不特别大,应都本自陈鸿原作而都以不同原因有所改易.从与<长恨歌>情节及关键细节的接近程度等来看,<丽情集>本<长恨传>应更近于原作.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一 2008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赖力行)、<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何林军)等三部著作,加上2003年已经出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赵炎秋)、<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颜翔林)、<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毛宣国),六部著作是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诸位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集中展示了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前沿性和整体学术风格.     

读诗和读园的诗学探索——胡家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评介

所谓"石无定形,山有定法",说的是中国传统园林之道[1].自古以来,园林总是与诗歌联系在一起.读园就如读诗.事实上,不管是园还是诗,都是对自然的摹仿.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胡家峦教授<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以下简称<园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循着园与诗之间的亲缘道路,探究了英国诗歌与西方园林传统之间的文化渊源和表现方式.     

李退溪《圣学十图》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

<圣学十图>是李退溪(名混,1501-1570)68岁的作品,被视为完整表现其儒学思想的力作,也可说是其晚年定论.学者对此一作品十分重视,然研究重点多置于"圣学"内涵的探讨.文章从"图"的角度审视退溪作图说理所蕴藏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尝试以维科(Vico,1668-1744)、黑格尔(Hegel.1770-1831)、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加达默尔(Gadamer,1900-2003)的理论为参照系,探索退溪作图的意义."图"对退溪的圣学而言,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就存有论的层面言,道本无形象,却寓于形象,道与形的关系值得深究;就工夫论的层面言,退溪所谓"因图致思"、"体玩警省于日用之际,心目之间",正是培养护持"敬"的重要工夫,故图与工夫论息息相关.退溪留下2000多首诗,其中有700首写于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同时也是其学问臻于成熟的时期,他更在68岁留下具备其思想完整体系的<圣学十图>.退溪在其思想成熟之期,如此富于诗情画意,不无深意,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李贺生平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李贺生平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论的生卒年、科举等系列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笔者认为:在诸多观点中,李贺生于贞元七年(791)、卒于元和十二年(817)、终年27岁的说法应是可靠的;韩愈、皇甫湜第一次见李贺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二年(807);《十二月乐词》不应该是李贺参加府试时的作品。     

李白家世之谜破译

李白生前笔述口授其家世的有关材料,真实可靠。李白为凉式昭王李暠之孙李重耳的后裔。李白曾祖李贞为李虎玄孙。李白祖父为李暠九世孙,李白为李暠十一世孙。     

元代文学家龙仁夫考

元代文人龙仁夫的《题琵琶亭》诗历代流传,但是他的生平、交游、著作、出处等情况一直很隐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龙仁夫因道德文章在元代享有较高知名度,以名儒兼提举的身份数次主文乡试为元代科举文献记载,这是龙仁夫仕元的显证。弄清楚龙仁夫的出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由宋入元儒士们的群体面貌。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俊逸鲍参军"——李白对鲍照的追寻

对于六朝绮靡的诗风,李白向来轻蔑,但此际重要的诗人鲍照却是他非常倾慕的对象。表现于诗歌的创作中,即是拟其题,拓其旨,用其词,袭其句,效其体,仿其意。李白成功地吸取鲍诗的长处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最终以其傲人的天才,超越了鲍照,成为接受鲍照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清代若干诗人的生卒年与相关问题

清代诗人数以十万计,其中绝大多数的生卒年都还不清楚,或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异.这种生卒年的歧异与缺漏,不但对诗人本身来说有必要予以解决,而且往往还牵涉到其他的一些学术问题.例如方文,叶燮,董以宁、董大伦父子,吴历,赵俞,陈琮,以及邹祗谟、魏容,他们的生卒年及相关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甚至从头进行考证.这在清诗研究中是一项不可忽略的工作.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

元稹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也是穆宗朝活跃的政治家之一。但有关史料对他在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叙述，有不少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地方，如归朝的具体时日、膳部员外郎试知制诰的仕历、罢职翰林承旨学士的时间等。本文提出疑问之后，以元稹、白居易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元稹的行踪加以证明，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结论。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