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分配之基础:诉讼主张的识别

尽管"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不能解决所有诉讼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但具有根本意义。诉讼过程中,独立主张一旦出现,证明责任就相应产生,既不会发生"转移",也不会产生"分割"。推定的根本作用在于免除当事人一方对被推定事实的证明,相对方负担证明责任是因其为反驳推定事实而提出独立主张。同一诉讼过程主要表现为"诉讼请求主张"、"抗辩主张",前者对应的风险负担是"败诉风险",后者对应的风险负担是"事实不被采纳"。这些问题的明晰对解决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或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承担及法院的正确、快速裁判具有重要作用。     

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研究

证明责任主体即指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只有确定了证明责任主体，证明责任制度才能在诉讼实践中产生实效，否则在诉讼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时就无法确定由谁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文章从理论上对证明责任主体进行了界定，认为证明责任主体的范围只限于诉讼当事人。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体可包括自诉人、公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侦查机关等，而人民法院、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律师则不属于证明责任主体。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

自由证明是严格证明的对应概念,是指在审判过程中裁判者解除了对严格证明的两大限制所进行的相对较为随意的诉讼证明活动,即裁判者不考虑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证据的要求,以及证据是否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而选择的证明方式。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自由证明与适用简易程序目的相一致,亦与间接审理的合理性相契合,它体现了对国家利益保护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也是保证诉讼公正的一种证明救济方法。证据材料经过自由证明或严格证明后,方取得证据能力,成为法官进行自由心证的基础。     

证明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从证明的一般层面上探讨了证明涵义、分类、特征、作用四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从不同层次上将证明、法律证明、诉讼证明区别开来,揭示了证明与诉讼证明的内在关系,阐明了诉讼证明在证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司法证明的性质

司法证明是认识活动和诉讼活动的统一。司法证明不仅受到认识规律的制约,更要受到法律规则的限制。     

论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程序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二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目前,中国对于前者规定了详细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对于后者则规定得不是很科学合理,成为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或者公安司法机关,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     

民事诉讼中证明的种类及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因主张而产生,主张是否成立需要证明;证明过程需要借助证据,而证据则需要举证。证明的基本规则就是“谁主张,谁证明;谁证明,谁举证”。其中,主张的性质决定了证明责任,而证明的责任又决定了举证的责任。证明的类型不同,证明责任也就不同;证明责任不同,举证责任也就不同。     

主体性的诞生——以“成名作”与成熟期作品的区别为例

在哲学、艺术、科学等思想创造的领域中,普遍存在着如下现象:成名作与成熟期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犹如少年与成年的区别,前者大多散发着勃勃生机,有着青春的美感,后者则老成持重。前者实际上是主体性诞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束之时便是一个全新自我的出现;后者则是主体性形成以后的固守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创造力一般会递减。自我的产生实质上是思维核心结构或内核的形成,这个内核一旦形成就会具有顽强的自我肯定性,以至于几乎不再变化。因此造成了如下的状况:一般说来,成名作就是代表作,创作者后期的作品通常不会超越其成名作。     

诉讼证明过程的主观性分析

诉讼证明过程是一个主观判断过程,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有很大的主观性。法院裁判所达到的真实是法律真实,要求客观真实是不切实际的。为了保障诉讼主观证明的客观化,应当以提高法官素质为前提,承认法官自由心证的存在,完善举证责任规则,防止法官职权的滥用,以确保司法公正。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证据失权制度刍议

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立已成为进一步完善民事审前程序、保障当事人实现公平诉讼的必然选择。传统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阻却一方当事人恶意诉讼，有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的形式公正。不可否认，宥于自身的局限，证据失权制度无法解决诉讼中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笔建议对传统的证据失权制度进行改造，进一步对其加以完善，以有效保障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建立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各国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应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试论物权确认

确认物权既是物权保护的前提和起点 ,又是物权保护的方法之一 ,对物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项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和民事实体权利 ,而是一种裁判请求权 ,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保护方式。物权确认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进行 ,但不应通过仲裁程序进行。物权确认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和民法上的权利推定规则 ,前者不应在民法上规定 ,后者应在民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论我国环境法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环境审判组织专门化的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已成立的许多环境法庭却面临“等米下锅”的尴尬。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前的环境司法存在原告起诉资格受限、因果关系证明规则虚置和环境法庭的设立盲目而不成体系等严重障碍。为走出困境,有必要拓宽并明晰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一是在法律上确认环境权,授予公民提起非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以环境权和诉讼信托、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诉讼担当、法律监督权为依据,分别授予环保组织、自然资源监管机关和检察机关提起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此外,添加原告关于被告排污行为与其受损之间存在环境上关联性之因果关系表面证据的举证责任,细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庭的级别管辖和集中地域管辖的体系,也有助于推动环境法庭走出困境。     

论不动产合同纠纷管辖——以诉讼请求权的性质为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合同纠纷和不动产纠纷分别确定了不同的管辖方式,单从字面上理解,不动产合同纠纷似应专属管辖。但这种理解不仅与各国相关经验大异其趣,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的认可。司法实践尝试从合同类型划分着手,对不动产合同纠纷的管辖进行区别对待,但收效甚微。诉讼请求权的性质是确立管辖方式的客观基础,应以此为出发点,将不动产合同纠纷分解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前者适用专属管辖,后者则纳入合同管辖的范围。在解释论上,宜对《民事诉讼法》第34条中的＂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进行＂目的性限缩＂式的漏洞补充,即限定为因不动产物权纠纷提起的诉讼。     

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分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指出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舆论监督频繁引发恶意诉讼之原因及对策

恶意诉讼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舆论监督中已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众多且复杂.要有效防范和遏制舆论监督中的恶意诉讼,既需完善现行相关的法律制度,合理分配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也需重视对恶意诉讼的刑事规制,提升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防范和应对恶意诉讼的意识和能力.     

完善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推进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促进环境保护领域依法行政,保护环境相对人的环境权益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很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完善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关键是要改变现有行政主体理论,改革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体制;适当放宽起诉资格;扩大受案范围;确立双重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