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土地、虚拟土地战略与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管理的理论探讨

"虚拟土地"是指在生产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数量,它以虚拟的形式隐含于产品中,而非真实意义上的土地。"虚拟土地战略"是指土地贫乏国家(地区)通过贸易从土地富足国家(地区)购买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来获得土地和粮食安全的策略。虚拟土地贸易对实现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完善土地资源社会化管理政策、试点实施虚拟土地战略、推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建立基于虚拟土地战略的区域发展政策保障体系来实现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家庭承包土地的社会功能分析

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食物,这是土地的自然特性。除土地的自然特性外,土地还有许多社会属性。因为我国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拥有经营使用权,国家又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和土地社会管理者。这些主体对土地的不同要求,就构成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对国家     

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法律问题研究

划拨土地使用权与出让土地使用权共同构成国有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法律上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定位与现实生活中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差异很大。由于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特殊功用,回归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本来面目,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终极目标下,征收土地使用税、土地收益金仅是过渡形式。比较国有土地市场供应出让、租赁和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三种形式,克服经营性划拨土地使用权弊端的唯一出路:逐步强制出让。     

土地投机的形成机理及其防范对策

随着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土地,特别是城市土地的资产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由此也引发了少数人对土地流转中土地收益的追逐。在我国土地市场体系不完备,各项制度和政策正处在转型期的情况下,土地投机活动大量涌现,这给我国的土地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但我们还应看到,土地投机是土地市场开放的衍生物,只要存在土地市场,土地投机就无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本文以我国土地发展权构建为目标,从土地发展权设置的意义、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其他土地权利之关系及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性质定位等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划拨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的博弈分析与制度创新

对于存量划拨土地使用权,除了公共产品用地,都必须实行产权市场化的改革,将不具有自由的转让权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化为具有自由的转让权的土地使用权。在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和划拨土地使用权占有者都企图通过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获得更多收益,三方的收益实际上是对同一潜在收益的分割,三方利益目标具有冲突性,因而划拨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取决于各自的谈判能力,是三方博弃的结果。现行的制度安排,使那些厌恶风险或风险中性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占有者倾向于进入公开土地市场交易或继续占有土地使用权,而偏好风险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占有者倾向于进入灰市交易。灰色土地产权交易虽能使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但结果却使市场失去公开、公正、公平和公信。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和土地市场创新,从而制止土地产权的灰色交易。一是降低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占有和使用成本,加大划拨土地使用权进入灰市交易的惩罚成本。二是在国有企业改制成企业重组过程中,必须按照促进划拨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的要求,进行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规则的创新。三是清理各种土地收费项目,原则上取消一切土地收费,使土地收费转变为地租或地税形式存在,并强化土地税收制度建设。     

土地价值剖析

关于土地价值理论,我国存在土地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土地收益论、土地商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使用价值论、二元价值论等观点。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无价值而有价格的纯自然土地具有“虚假的社会价值”;已经人类劳动投入的土地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构成,土地构成的二元性决定了其价值构成的二元性：由土地资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土地资本价值和由土地物质的供求决定的土地物质的虚假社会价值;土地资本投入对周围其他宗地的土地物质价格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     

关于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的思考

现代城市学揭示的城市发展一般规律之一是,城市价值的发现过程,即是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城市价值经由土地价值来表达;土地资源节约的关键在于土地空间的合理配置。创新中国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在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模式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三统一”;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管理水平。     

浅议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

土地出让金是否可以并入物业税征收、如何协调物业税和土地出让金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国土地出让金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本文对土地出让金的概念性质和理论基础、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近年来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现状以及我国的土地出让金是否可以并入物业税征收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我国应在保持现有土地出让金的基础上,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征收,综合利用市场和税收手段调控土地市场。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论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城市土地产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土地的财产权利，其产权关系之复杂绝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可以解释的。城市土地产权安排的“双轨制”无益于地产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要发挥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优势，界定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财产权利，推动存量土地的流转，并对土地财产权利运用的时效和使用期间地产增殖收益分配做出合理安排。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度构建的启示

马克思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认真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是当前土地股份合作的基础,土地股份合作的目标为改造小农经济,土地股权定价的依据为土地产权中的地租地价理论,在土地股份合作中应该保障农民的收益权,发挥国家的作用保障土地股份合作有序开展。     

土地红利的生成与分配:政府的贡献和让渡安排

现有文献对土地红利的分配依据并没有阐述清楚,且通常忽视了土地红利的第二次分配。城镇化和工业化使土地利用价值上升是土地红利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得到公共投资和一定的区位是促成红利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政府为土地红利的产生做了最大的贡献,应该得到土地红利的最大份额,农民获取红利的根据不在于其对土地红利的贡献而在于土地具有的双重价值。土地红利第一次分配在政府、新的土地使用者和村集体之间展开,第二次分配在村集体内部展开,两次分配都影响着村民的土地红利份额。因此,为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就要改革土地红利分配制度,得到土地红利最大份额的政府要通过留置地等方式建立起制度化的让渡土地红利的安排,为农民的顺利市民化提供保障。     

浅析政府调控下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土地市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土地资源是国家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探索土地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土地市场中政府寻租现象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土地市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土地资源是国家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探索土地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土地市场中政府寻租现象,寻找解决土地市场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法,以促进我国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问题,寻找解决土地市场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法,以促进我国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对中国土地的财政调控研究

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关于土地的税收和收费名目繁多。通过土地税收和收费可以对土地资源进行保护,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优化资源配置。但是目前,中国土地财政收入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一些弊端,影响了通过财政调控土地配置的职能,应该通过立法、执法、税种设计、费改税等方式优化土地财政收入,保护土地资源,增加财政收入,完善财政宏观调控的作用。     

土地行政伦理:内涵、体系构建与实现途径

土地问题错综复杂,靠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行政主体的同时应加强伦理建设。为此,应对土地行政伦理的概念及内涵有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土地行政伦理理论体系,包括土地行政伦理价值、土地行政制度伦理和土地行政人员伦理,并可通过执政者践行土地行政伦理、改变土地行政绩效考核标准、完善奖励与监督机制、加强土地行政伦理理论研究等措施来强化土地行政伦理的实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结构与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是土地行政伦理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土地行政伦理发挥其作用的特定方式。土地行政伦理的各要素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土地行政伦理关系处于核心层;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和制度处于中间层;土地行政伦理规范处于行为层。这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具有引导、协调和保障的基本功能。     

土地依存与土地流转困境的突破——一个新型理论分析框架

土地流转是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对于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学和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土地流转困境进行考察,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多重困境与农民对于土地的功能依赖与情感依恋紧密相关。亟需以"土地依存"为基础构建一个引导土地流转的新型理论分析框架,融合农民对于土地的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农民的土地依存强度决定了人们的土地流转的意愿与行动,土地依存强度与土地流转意愿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有必要从收入、就业、保障三个方面替代农民对于土地的功能依赖,并在土地流转之前、流转之中和流转之后三个阶段进行必要的情感治理,通过推进原则、推进措施和抚慰策略三个方面的情感化来弱化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依恋,进而推动土地流转,促进乡村振兴。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保护与征地痛苦指数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城乡分割;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土地征收的经济实质是用责任规则保护土地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征收并不完全满足效率限制原则,即公共利益和合理补偿。征地痛苦指数可以用来反映土地征收中的效率扭曲程度和农民福利损失状况,我国目前的客观征地痛苦指数接近于1,反映出效率严重扭曲和农民福利严重受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市场机制在土地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实现土地配置的效率要求,切实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