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狂欢理论评当今“舌尖”文化的兴起

在我国,最近一段时间兴起了一股"舌尖"文化的热潮,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阐释,"舌尖"文化的大众性、平民化以及对精英文化的颠覆性这三个特征正符合巴赫金的大众狂欢理论。     

狂欢书写与修辞隐喻--以张炜《九月寓言》为个案

张炜的《九月寓言》带有众多"狂欢化"的因素。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形式分析入手,返回文本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及作家的个体体验,实现对文本中狂欢化素材、修辞、结构的归并与清理,探索张炜的叙述动机与内在矛盾。     

一场新媒体文学的话语狂欢——浅析手机短信文学

手机短信文学是继网络文学之后诞生的一种新媒体文学样式,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与解构了文学、文化精英们的"崇高"文化权威与文化中心地位,形成了一场全民广泛参与的文化狂欢庆典。以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来考察手机短信文学,不难发现狂欢节所具有的特征正好印证了手机短信文学民间性、宣泄性、无等级性以及颠覆性等鲜明特点,这也说明了当代手机短信文学其实是产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一场话语狂欢。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狂欢化倾向

现代文学研究中以"牧歌"来概括沈从文创作风格。但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着动荡、躁动和不安,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牧歌"审美价值的"狂欢"世界。呈现了节庆、婚嫁和丰收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嬉闹杂耍的狂欢场面;建构了以生死和肉体为核心的狂欢化意象;通过回环的叙事模式、双重的叙事空间及诙谐语言和咒骂语言构筑了鲜明的狂欢式话语系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和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认着获得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乡土"类狂欢"形态。     

"丑角地形学"--巴赫金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土家族原生态舞蹈的狂欢意味

狂欢化理论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土家族原生态舞蹈是土家民俗仪式、文化心理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土家生产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蕴含了丰富的土家民俗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土家民俗特征和独特的人文个性。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解读土家族原生态舞蹈,认为土家族原生态舞蹈十分典型地演绎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全民性、仪式性、距离感消失、插科打诨”众多特点,是土家族诗性文化心理的负载,是狂欢化生命力量的释放,充分张扬了土家族的自由精神,彰显了土家成员的个体生命意识,蕴涵着浓郁的狂欢意味。     

骂媒:土家族女性婚俗谐谑话语原点

"骂媒"是土家族特有的传统婚俗文化现象,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满与控诉,主要表现为对"媒人"的谐谑。与既往将"骂媒"混于"哭嫁"之中的大多数土家族传统婚俗文化研究成果不同,"骂媒"是土家族青年女性自我婚姻话语权及话语方式的体现,是土家族传统婚俗建构体系各环节与步骤的原点,更是土家族谐谑强权的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     

狂欢视角下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着重分析剧中狂欢化表现的三个方面,即狂欢式广场文化、狂欢式的双重性和狂欢式的笑。从狂欢视角分析得出,狂欢节的潮流对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剧中狂欢化的解读,更是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赋予该剧以新的内涵和意义。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与抵抗——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

恶搞是当前十分流行的网络文化。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内在维度看,恶搞运用戏仿的技巧,体现了浓厚的狂欢色彩;从外在维度看,恶搞运用了拼贴的手法,表现的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无论狂欢还是抵抗,都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宣泄生命的冲动。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视角下的新疆民间文化探析

新疆民间文化明显体现着巴赫金诗学的狂欢化精神,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可以为新疆民间文化品位找到提升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可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找到理论旅行的路径与载体。主要表现在巴赫金诗学与新疆文化的民间性呼应、笑文学与新疆民间文化的狂欢性交合、狂欢化精神与异域风情的颠覆性契合、开放的文学观念与生生不息的新疆民间文化凸显创造性活力四个方面。     

从教堂到民众广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文本政治策略

"狂欢化"不仅是巴赫金所创立的小说诗学概念,同时还是广义上的文化哲学范畴.一个被彻底"狂欢化"了的文本世界是摆脱了独白意识和威权秩序的自由多元世界,是人民大众普天同庆的文化广场.这一范畴因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强烈颠覆性和文化乌托邦色彩而带有鲜明的文本政治内涵.     

元代散曲中的狂欢化色彩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一度废除科举制度,使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跻身仕途的机会,但也使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的束缚相对松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散曲不再是庄重、严肃、高雅的载道工具,而成为文人嬉戏人生、狂欢民间的一种娱乐方式。本文分析了元代散曲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色彩,指出狂欢化是元代文人置身民间俗文化和笑文化中的狂欢式世界感受,并对元代散曲狂欢化艺术精神衰败的时代原因,以及东方狂欢文化与西方狂欢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分析。     

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缺失——巴赫金狂欢理论批判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一个建构在扭曲的史实性描述基础上的理论大厦,其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史结论如"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和"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等,都是建构在虚幻的史实性描述之上的理论想象.这种想象极大地歪曲了狂欢节的真实面貌和文化功能,虚构了狂欢节与官方文化宗教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对抗,在历史和逻辑双重意义上,都有着根本性缺失,是一个体系性的文化史虚构.     

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看民间社火艺术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在对阶级前农业阶段人类集体式劳动生存状态的详细论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巴赫金对千百年来欧洲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类生存状态深入思考的结果。虽然它是对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在文学体裁中的一种转化和渗透,但与我国的民间社火艺术一样,都是一种平民化的活动,一种告别了阴沉黑暗的社会现实的节日游戏,一种弥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的狂欢仪式。所以,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观照我国的民间社火艺术,不仅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阐释;而且,把握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在当今社会实现此在生存的某种超越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的狂欢化特征

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作为切入点,从狂欢化的场景、狂欢化的语言和狂欢式的笑来解读西班牙黄金世纪流浪汉小说《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着重分析了作者如何通过文本打破官方世界在行为、语言等方面对人们的束缚,以体现中世纪时期欧洲民间诙谐文化的力量。     

中国节庆民俗中的狂欢文化及其旅游开发原则

“狂欢”现象经历了从欧洲民间狂欢节到狂欢化文学,从狂欢化文学到狂欢文化,又从狂欢文化到旅游狂欢文化开发的传播与演变过程。节庆狂欢文化在当前中国旅游业界倍受青睐,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各地纷纷不约而同地策划、举办各种名目的狂欢节,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相当可观。中国不少节庆民俗包含着同西方狂欢节类似的“狂欢式”,已经成为近年来文化旅游开发的新亮点,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中国节日民俗中的狂欢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开发利用狂欢文化应当遵循七个基本原则。     

妖魔鬼怪的狂欢——《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元素初探

狂欢化是由俄国学者巴赫金提出的诗学理论,着重揭示了文学作品中的“狂欢节”元素的文化诗学意义。在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中蕴含着丰富的狂欢化的元素,作者用“狂欢化”的外在事象表现了人类的种种丑行和人性中深藏的恶,剖析了人性中存在的缺点。整部作品中充满了黑暗与绝望,但是却在“狂欢化”的特殊处理下透出难以遮掩的荒诞可笑的气息。探讨作品中的狂欢化元素对剖析作品的思想旨趣、作者的写作风格以及理解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审美狂欢：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热点透视

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红高粱》、《甲方乙方》、《武林外传》以及湖南卫视精心打造的“超级女声”等影视热点的狂欢化表现,探讨狂欢化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在传统遭受颠覆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文化审美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大众更为喜欢滑稽幽默、搞笑热闹的喜剧。     

当代大众文化的“狂欢”气质及其渊源——兼论《故事新编》与“无厘头”影片

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与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影片这两类作品无论从创作时间上、地域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反差,但在这两类反差较大的作品中却都能看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痕迹。通过对它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中不乏“狂欢”气质。而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可知,这类作品正是在我们文化的内在熏陶和其所属的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同时,这种“狂欢”气质也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