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借鉴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产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要素产出贡献率来看,物质资本对湖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贡献率之和仅为10%,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仍属于物质资本推动增长型,人力资本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和短板所在,提升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煤炭产业为例

随着新时代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理念的提出,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当前我国对环境规制政策日趋从严的现状,运用陕西省2011—2020年煤炭消费量、地区生产总值、大气污染值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煤炭消费量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了环境规制对该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来源。结论认为：陕西省煤炭资源型地区,环境污染随经济的增长表现出降低的趋势,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该省经济发展和环境正处于向好态势。根据陕西省当前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陕西省层面、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多重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量化分析2004年~2016年中央层面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中央+地方”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多期的,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不相同.产业结构变动亦是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呈现倒“U”形.2)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在颁布当年由于“冲击效应”对污染企业产生规制作用,但冲击往往是强烈且短暂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做出暂时性应对行为.3)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作用,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期望的方向变动.     

基于EKC实证分析的环境规制绩效评估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两者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中的典型代表。而实证研究表明,现实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的环境污染路径并不是确定的。EKC中环境污染水平随经济发展下降并不能自我实现,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双赢需要一定的政策规制。对环境规制的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无显著作用或正向作用,而人均GDP、工业发展水平、工业结构、K/L、FDI等则为环境管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计量的方法对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改善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能够依靠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实现？利用沪深A股404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仅在1%的水平上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存在正相关联系,达到5%水平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产生正相关联系。而内部控制在这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中皆发挥着中介作用。在分时段回归、滞后性检验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绿色发展有影响,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方案、企业加强内部治理和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及其法律规制

"污染避难说假说"认为国际资本存在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流动的趋势。虽然该假说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污染避难所效应",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手段成为吸引外资的优势之一,然后据此吸引外资导致的代价却是严重的环境破坏。本文在分析了"污染避难所效应"及其后果后,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并提出了自己的规制设想。     

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研究

不同于常规的环境规制政策,中央环保督察因具有运动式治理特征,对被督察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值得研究。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本文致力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时滞效应研究,采用2012—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及其相关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存在时滞效应,且对不同类型污染物减排的时滞效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异质性;(2)中西部地区城市具有明显的运动式应对特征,中央环保督察对中西部城市的气体污染物影响呈“U”型;(3)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不同污染物起效时间不同。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行政处罚能以儆效尤吗?——同伴影响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威慑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企业实施环境保护策略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应用犯罪经济学中的威慑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发挥治理作用的内在机理,实证研究目标企业环境行政处罚对同伴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验证了环境规制发挥威慑效应的重要途径:同伴影响.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的2007年～2015年间企业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实证结果显示:目标企业环境行政处罚增加了同伴企业的环保投资,即通过同伴影响路径,环境规制产生威慑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处罚性质以及媒体报道等因素影响环境规制的威慑效应,具体体现为被处罚企业规模大、处罚严厉以及媒体报道,对同伴企业的威慑效应更强;行业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威慑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中提高处罚确定性、典型性、严厉性,以及舆论监督与行业竞争能够增强同伴影响,提高环境规制威慑力.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契约环境、融资约束与“信号弱化”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契约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的多重机制,并提出契约环境改善下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信号弱化"效应,探索实现我国制造业转型与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因素后,契约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债务融资约束,并且这种作用随着企业所处行业契约密集度的提高变得更加明显。研究还证实了"信号弱化"效应的存在,进一步的机理分析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因此,完善地区契约制度,弘扬契约精神对缓解融资难问题、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也为当下鼓励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金融化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学界对于金融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促进论认为,金融化过程可以吸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剩余,通过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借贷来刺激消费,通过金融市场对企业进行约束并优化资本配置,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然而,促退论认为,金融化带来的金融和经济不稳定会使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停滞当中,金融化带来的"股东价值导向"和金融霸权会挤出实体投资,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增加家庭负债并降低社会总需求,这些影响都会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不确定论认为,金融化在短期和长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如何取决于不同的前提条件和金融化的程度。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总体支持了金融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以及金融化影响的国别差异,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借鉴。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钢铁产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近些年,政府开始加大对中国钢铁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选取了从1992-2011年钢铁产业的相关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对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钢铁产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钢铁产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