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于省吾教授研究历史的观点、方法

拜讀过于先生解放以后所写的几篇学术論文,我們觉得于先生在考釋文字、解释史料方而,确实有很精辟的見解,对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很多証据,是有一定貢献的。但是我們認为于先生的論点和他对待史料的态度,却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試图从讀者的角度来提出几点意見。     

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

馬寅初先生在不久前出版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他自認为这本著作“是根据辯証唯物論写出来的”。我們認为确有必要來分析一下他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貨色,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了是馬列主义的?还是反馬列主义的? 在这篇短文中,只就他的所謂“团团轉”的理論,进行一些批判。由于馬先生的“团团轉”理論,不仅是方法論,而且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为綜合平衡的“理論基础”,因而在这里也联系到综合平衡理論来进行分析批判。 馬寅初先生在这本書的开头就說明他的“团团轉”的“联系”: “唯物辯証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宇宙內的事事物物都有內在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     

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一新人口論实質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 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中曾郑重声明他的“人口論在立場上和馬尔薩斯是不同的”,但在实質上,我們实在看不出它和馬尔薩斯的理論有何不同的地方。首先,和馬尔薩斯一样,馬寅初先生也是把人口問題当作一切社会問題的根源的。在馬氏的所謂“团团轉”的“理”中,人口問题也正是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提出的。马氏在篇中論証了資金积累、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粮食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一分为二是工人阶级的法宝

杨献珍同志宣扬“合二而一”論,引起了我們工人阶級的极大愤慨。这种“合二而一”論不讲阶級斗爭,不讲立场,不讲革命,实质上是阶級調和論。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这套“理論”办事,我們的党就要变质,我們的国家就要变顏色了。所职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对我們工人阶級的挑战,对革命辩証法的挑战,是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我們必須积极参加这场論战,坚决反对杨献珍同志的謬论。     

答謝志文先生

謝志文先生对于我們所寫的“楚辞选”提出一些意見,我們首先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謝。有的意見足以糾正我們的疏忽或錯誤,如关于注音方面的几个例子,我們將要加以改正械囊庖娀购臀覀兊目捶ú煌?特为申明如下: (1)謝先生說楚辞选“有些地方注的太簡單?笔堑?这本小冊子的体例就是这样,它是供一般讀者的参考,所以力求簡要明白,沒有多所引証。這自?铱磥?当然是过于簡略,而对于一般讀者來說,还是方便吧? (2)悲回風:“刻著志之无适。”按刻义同励,莊子刻意篇:“刻意尚行”。刻意即励志之意。著义同明。适义同往。此言励其光明的志向,     

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评马寅初的“平衡论”

一也从按比例发展規律談起 馬寅初先生在“联系中国实际来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发展規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发展規律”、和“我的经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中,提出了他的“平衡論”。随后为对批判进行答辯,馬氏又連续发表了談“平衡論”和“团团轉”的两篇文章,仍坚持其所提出的“平衡論”为“顾仆不破,无法动搖”的。 馬氏認为“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規律”,“我們实际生活正是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的”,“一定可以在較高的水平上平衡起来,这就是进步,就是辯証的发展,就是螺旋式的团团轉”。 馬氏“平衡論”的要点就止于此;除此之外,在先后的几个长篇大論中,便都只是拉扯的一些统計数字和别人的談話,并沒有什么能自圓其說的論証。     

对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略稿”所论北宋词人柳永的意见

最近讀柳永“乐章集”,參看了李長之先生“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三卷第十章北宋时代的傑出詞人柳永一節,对于李先生的論点,有些不问的意見。     

对于屈万山先生的答复的几点意见

屈万山先生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問題”一文,是对我在“学术月刊”第二期上对他在“哲学研究”上所发表的論文的評介的答复,学术月刊編輯部巳把它讓我事先拜讀过了。我現在想就几个主要的論点再簡單的提几点意見,以就教于屈万山先生。第一,屈先生在文中坚决的反对綜合基础諭,并且命令“停止使用”这一名詞。但他把代表几种不同性質的所有制統称之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制度即基础,这就使我們在他的“停止使用”和他的主張的实質之間感到非常困惑,在他沒有証明“四种”不等于“綜合”或“四种”等于“單一”以前,对此我們很难再作进一步的討論。第二,屈先生仍然坚持他的基础論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基础。这一点我在上次評介中已予否定,因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基础。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天天在那儿发展和壯大,这里并沒有什么过渡的問题;而非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在逐步的被改造和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改造思想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在《实践論》中告訴我們,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級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辩証唯物論是无产阶級的世界观,它是为无产阶級服务的理論武器。因此,只有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級立场,为无产阶級服务的人,才有可能掌握和运用它。資产阶級和具有资产阶級思想的人,无論如何也不可能掌握这一最先进的科学武器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級的革命战士,要想运用唯物辩証法来改造客     

关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

郭毅生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的“略論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一文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作了如下的論断: “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資产阶級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并从而得出結論: “既然我們按照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决定革命性質,那末,現在我們便不能不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是資产阶級性質的农民战爭了”。我們認为,这些論断是錯誤的。但是本文的内容不想全面地涉獵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只想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对康德哲学一些問題的商榷——读《评康德的二元论与不可知论》一文

黄子通先生在《新建設》1961年第9期发表了《評康德的二元論与不可知论》一文,对于康德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見解。黄先生的文章对于我們是有启发的,可以帮助我們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进一步考虑問題。可是,讀了黄先生这篇文章之后,我个人有些不同的認識。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