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文化意象与西部多元民俗文化认同

牡丹文化意象深深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部多元文化中所蕴含着的牡丹文化意象内涵丰富,符合了人们对文明生活的美好期盼。在历史上,随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深受人们内心喜爱的牡丹意象得到了众多民族的认同,这一意象以各类民俗事项为载体,源源不断地为各民族之间达成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提供正能量。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

牡丹与梅花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就唐、宋两代而言 ,牡丹与梅花有着北方之花与南方之花 ,王公贵族之花与士人平民之花 ,美在颜色、气势与美在品格、意志的诸多分别 ,由此形成了文化象征功能上两相对立的格局。牡丹、梅花的地域分野至今在社情民意上仍有所反映。牡丹象征重在外在事功、物质文明、国家气象 ;梅花象征重在内在品格、精神文明、民族精神。这都是我们今天思考国花问题所必须面对的。两者相辅为用方能满足社会不同爱好 ,顺应文化多元诉求 ,同时也才能全面、准确、充分地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 ,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展示我们的社会理想。两花并仪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     

论白居易诗歌中牡丹意象的独特性

与唐人对牡丹的娇艳、秾丽和尊贵的礼赞不同,白居易对牡丹的描写主要着眼于其形态上的残败、品质上的妖艳以及颜色上的洁白,赋予牡丹既敏锐深邃又多元灵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使得他的牡丹意象呈现出与时代相异的审美特质。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与白居易的诗学观念、审美理想、文化心态以及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试论唐宋牡丹诗歌的艺术特色

牡丹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花卉。唐宋两朝花事繁荣,逐渐发展成为共同的民族审美风尚,一直延续至今。历代吟诵牡丹的诗歌浩若烟海,其中以唐宋两朝为最。唐宋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咏物诗创作。唐宋牡丹诗歌内容广泛,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主要有吟香、咏艳、歌洁、颂情、言志五个特点。     

说唐代牡丹

牡丹是我国特有的名贵花卉,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牡丹是唐初从河东道汾州先后传入长安、洛阳和江南等地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唐代,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与牡丹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人们对牡丹的喜爱达到鼎盛时期。     

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

唐代赏玩牡丹之风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唐以后,牡丹之所以红极一时,其中尤以深红牡丹为贵,是由于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契合时人好尚奢华的心理。伴随着赌博性质浓厚的斗草习俗,牡丹被当作斗富炫财的工具,夸富、斗富之风与赏花热潮自中唐以来并盛不衰。     

垫江太平牡丹的资质与风骨

牡丹是世界名花。贵为“花中之王”。“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形容当时首都长安牡丹怒放时，万人空巷，震撼京城的著名诗句。真实地记录了牡丹在中国生长的悠久历史和花开时节的轰动效应。     

白居易《牡丹芳》中的“卫公”指谁

<牡丹芳>是自居易所创作的"新乐府"系列诗歌中的一篇,其中"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中的"卫公"指谁?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解释.     

“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

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两个层面。文化精神是由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创造并且传承的文化信念,是与其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情感反应和生活实践规范,体现于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而文化体系则是学界人士在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层面被大体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具体来看,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求真"为旨的西方哲学取代了以"求善"为旨的中国经学。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的关键,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真"和"善"之间的关系。     

论中国文化法律体系之基本构成

文化法学在美国法律界属于新兴研究领域,而在德国则主要体现为"文化宪法学"及"文化国家"学说。中国文化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主要体现为文化法体系及其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借鉴德国文化宪法学理论,中国应当以"文化宪法规范"为"金字塔塔顶",建构"文化公法"、"文化私法"和"文化经济法"等多层次规范体系,通过"文化宪法"的"立法实施机制"建立文化法律制度,通过"文化宪法"的"规范整合机制"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论中国的"文化大国"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失去了固有的涵义,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边界正在被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加剧,国家文化主权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文化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文化霸权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它以否定和排斥"他者"为前提,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他者",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他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国借鉴了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建设"文化大国"的国家总体战略与相应的国家文化战略配套系统,力争在文化原创能力、文化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管理能力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最终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海德格尔现象学:一种文化哲学的反思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引发了一种现象学存在论方式。这种方式是以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基础的"此在的现象学"和"此在的解释学"。此在的分析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作为文化此在)的整体文化结构的分析,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完全可以解读为以人的实践生存活动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学"和"文化解释学"。它是一种新的文化哲学形态。这种文化哲学提供了不同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文化观——一种以人的生存筹划活动为基础的具有历史"实践意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超越了新康德主义对文化的纯粹理性观点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模式,将文化存在的意义与人的生存实践联系起来,关注了文化的时间性、历史性和现实生活根源。不足之处在于,海德格尔缺乏对现代科技文化的现实性的科学分析,对于现代科技文化,海德格尔"批判"多于"建构"。     

国家文化体制的历史来源——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模式的结构化和制度化(1927-1949)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即高度重视对社会的文化动员,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从1927年开始,面对苏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种政权性质、两种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工作策略: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策略;在国统区,实行文化领导权的渗透策略。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体制逐步成型,并在1949年后随着"以党建国"向"以党治国"转型的历史性进程自然过渡为国家文化体制。这种意识形态领导与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系统相结合、具有战时文化动员功能的文化体制成为当下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     

论“文化三民”的本质、体系与当下性——一种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发展路径

"文化三民"就是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文化三民"有着科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经济的理论路径依赖。"文化三民"是以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理念推动城镇与乡村的文化建设,依照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路径,以梯次推进与并举齐张的方式,推动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三民"的深入实施,带动了系列文化惠民的新政策新举措;通过"文化三民"实现载体创新,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文化三民"实现方式创新,加快推动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

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视作独立而重要的变量,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它源于"一战"之后以葛兰西、卢卡奇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文化反思,其发展形态在德国主要指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大体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当今美国则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以及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发展和尊重多元文化生态,致力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解放的实现,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人文城市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我国文化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两条新发展主线:一是国家宏观经济规划部门把文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二是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借助文化旅游消费主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与城市人口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不同,人文城市以"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为发展理念,以文化城市理论为人文城市建设的基础理论,以城市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为评价标准,由此确立了一个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基于我国城市资源日趋紧张而历史文化资源存量巨大的现状,中国城市走"人文城市"发展道路是大势所趋,人文城市将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和主平台.     

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长期保存问题探析、

数字资源已成为郭沫若文化资源传播和交流的主流形式,但长期保存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的工作却正面临技术和责任的双重危机,其中的关键问题包括:保存责任主体的确认、保存资源对象的选择和保存技术体系的构建.本文在调研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为保存责任主体、以"完全保存"为资源选择原则、以"机构知识库"为保存技术方式、通过"数字对象永久标识符"实现资源虚拟整合的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长期保存策略.     

论庐山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价值体系

庐山文化是以庐山为地标,以"和"为精神内核,"和合"、"中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为其基本表现形式,"和谐"为其最高境界的文化系统.书院教育文化、建筑园林文化、山水记游文化、宗教文化、隐逸文化等元素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庐山文化的核心体系.     

“怀旧”的城市诗学——关于“苏州形象”的影像建构

在今日的城市文化热中,人们多将目光对准上海、北京,但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历史名城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苏州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如何叙述和展现它?为何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影视媒介关于苏州形象的视觉再现,经常有一种浓厚的"怀旧色彩"?这些议题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对《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和《凤穿牡丹》等影视媒介加以考察,探讨它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语境中建构一套"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如何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     

"寻根文学"与民间、地域文化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带着文化建设的企图而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标榜以现代意识来观照传统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之"根",以重塑民族的自我.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却未免偏颇,走向了民间和地域文化,从而限制了自我的视野,没能真正挖掘到民族文化之"根".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实际产生的客观效果发生了偏差,未能实现他们重建的企图,但他们所走的这条寻"根"之路,却为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