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

媒介环境学派自开创以来,历经三代传播学者的开拓和创新,诞生了许多经典的观点。而“媒介即环境”的隐喻经过度解读后,却被扣上了“媒介决定论”的帽子。爬梳媒介环境学派发展的脉络,建构以伊尼斯的“时空偏倚观”、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思想以及马克·波斯特、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偏向”思想为坐标,以“偏向性”为轴的“媒介偏向论”体系,则相较于“媒介决定论”更为符合该学派的逻辑阐释。在当前新媒介环境下,探讨传播的偏向性仍具有现实意义。媒介的偏向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变迁,也对两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且媒介偏向性可在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中得以延伸。     

文化政治视角下“新媒介贬损”现象的成因探析

新兴媒介的出现,通常会引起一种"新媒介贬损"的社会现象。尽管贬损的对象随时代而变,但其所使用的话语却存在一种重复性,通常表现为宣称新媒介会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导致文化的崩溃或堕落、使人丧失了某种崇高价值等等。媒介作为一套社会文化制度,其建立、巩固与衰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以文化论争面貌出现的"新媒介贬损",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游戏":新媒介出现后,社会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出现旧有文化权力的"统治焦虑"和新兴文化权力的"上升欲望",而对媒介的贬损与褒扬实质上是不同权力主体对媒介文化资源进行争夺与守御的话语实践。     

编辑:媒介进化的根本力量——从模因理论理解编辑创造媒介

模因理论重点强调了文化在传播中的"变异、进化",突出文化的变异性特点。从口语传播、拼音文字、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和网络等媒介形式,总是随着满足社会文化传播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异。文化模因是通过保存、模仿的方式得到辐射性传播,而媒介是文化得以扩大传播的载体工具。编辑通过构建各种符号模式,创造出新媒介,从根本上推动着媒介的传播、变异和进化,为传播"大文化"提供必要的承载工具。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从媒介功能考察美典类型——论高友工对莱辛诗画论的修正

莱辛在《拉奥孔》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提炼成"媒介决定论"和"诗画异质论"。高友工从艺术媒介考察美典类型,认为每种艺术媒介都有"代表现实"和"象征心象"两种功能,充分发挥了媒介"象征心象"功能的抽象性艺术才是抒情艺术,这种认识拓展深化了莱辛的"媒介决定论"。对莱辛的"诗画异质论",高友工借取西方乐论反观中国抒情诗(律诗),着重论述了中国抒情诗的"空间象征性",不仅修正了莱辛将叙事诗当成诗的认识偏限,而且将中国抒情诗以时间性的艺术媒介展现一个心理空间架构的特质揭示出来。     

论新媒介生态下的大众媒介与社会控制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大众媒介主要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强化社会规范、构建社会现实等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然而,在新媒介生态下,经营和权利介入媒介制作,新媒体的崛起和繁荣,传统大众媒介耐以控制社会的"拟态环境"在新媒介生态下变得透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弱化。因而,大众媒介只有实现独立,与新媒体联合运作,加强培养公众的自律和理性,才能更好的在新媒介生态下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     

在“媒介间性”视野下开发新的文化意义

从甲骨金石媒介,到纸质印刷媒介,再到数字电子媒介,媒介之间始终存在着补救、改善、探索、叠加和增值的现象。新媒介总是不断吸取着旧媒介身上"新鲜的血肉"。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媒介间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生长,一种崭新的、潜力巨大的媒介生产"意义链"呈现在人们面前。编辑不断更新旧媒介、创造新媒介,拓宽着单一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对优秀资源的再利用和多元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文化在多媒介交互中产生新的文本意义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介和旧媒介不断地开放、吸收,媒介间的交融和互补现象越来越凸显,"媒介间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生长,一种崭新的、潜力巨大的媒介生产"意义链"呈现在人们面前。"媒介间性"拓宽了单一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对文化资源的深度加工、再利用和多元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印刷媒介数字化与文化传递模式的变迁

人类文明史上经历过多次重大技术变革,每种新技术对媒介发展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手机报、数字期刊、电子书等诸多新媒介形式代表着印刷媒介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报纸、期刊、图书的固有形态,同时也重新塑造并改变了人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研究新媒介对人们的诸多影响时,可发现它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述的社会文化模式之转变有着惊人的吻合.印刷媒介数字化的发展,使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不同于前一代,这正体现了后喻文化的"反向社会化"过程.后喻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递模式,在于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总是取决于具有颠覆传统思想和观念的人.文化传递模式的变迁又进而影响着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     

打开“媒介黑盒子”——“延伸论”的多重意涵与现象学诠释

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代表媒介生态学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命题,突出了技术的能动性/结构作用,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硬性决定论、软性决定论、控制论和技术现象学。以直面技术本身的现象学,来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之技术现象学取径,是一种值得媒介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媒介研究需要把媒介本身拉回到媒介研究的中心焦点,以媒介形式、历史性、文化嵌入以及具身等方面作为突破口,撬开“媒介黑盒子”。     

理解媒介生态学

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范式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媒介生态学绝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一种概念运用词不达意导致的歧义和误会。也不像一些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比附性的隐喻。所谓的媒介生态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思想观点频现差异,多有龃龉。不同代系、学派、学者间也不尽相同。其中,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尤其引人瞩目,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几种典型类别。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是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共识。     

媒介素养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均衡发展与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出现了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国家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上重点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和接收设备等"硬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使用知识和技能等"软件"的普及,即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当下应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实施民族地区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传播生态

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人类社会进程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新媒体的社会责任功能在传播中严重缺失,令人担忧的文化单一性成为了新媒体传播的现实图景,而技术决定论已成为媒介社会发展的高调。如果新媒体传播缺失社会责任感,网络人继续无度膨胀,鼓吹媒介技术决定社会形态、决定人们的思维形式,那么人类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将会受到破坏,文化多样性也会消失,文化仅仅作为信息"全球化"工具而存在,成为技术现实的附庸,人们被技术奴役而失去智慧,人类在信息社会中迷失自我的"人生困境"和"生态危机"就可能出现。     

文化论与结构论的对立与融合

文化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认为文化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它强调人的经验、价值观和能动作用。结构论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相信大众文化不是工人阶级的自由话语形式,而是一套强加的、受限制的语义,这种语义最终是由经济权利决定的。文化论和结构论因此成为文化研究中两大对立的分析模式。对此,霍尔将两种思想兼收并蓄,提出既能代表文化,又能代表意识形成的融合性策略。     

大学媒介文化的内涵及其社会控制

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在大学师生员工乃至社会中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传播的载体和主渠道。大学媒介文化包括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印刷媒介容易保存,便于大学师生随时随地翻阅;电子媒介的特点是速度快、时效性强,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亲切感人;新媒介主要包括网络媒介,其特点是传播大学文化具有交互性、速度快、广泛性、开放性。对大学媒介文化进行有效社会控制的主要措施是:加强高校媒介“把关人”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升,坚持党性原则,占领网络教育阵地,加强对受众的媒介研究。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语言媒介技术的教育模式及其变革——麦克卢汉主义“媒介即讯息”的教育变革论

媒介技术是教育模式最具影响力的变革动因。在现代社会诞生前,与媒介技术演变史上先后出现的口语、手稿、印刷三种媒介技术相对应,产生了"口耳相传"教育模式、"手稿文本"教育模式、"印刷文本"教育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是语言媒介技术革新的结果。这就是麦克卢汉主义"媒介即讯息"的教育变革论。     

论元媒介时代的符号传播及其特性

自20世纪末以来,以互联网、融合媒介等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迈进了"元媒介时代"。元媒介以连接互联网的诸种电子屏幕为典型,整合了所有媒介以及传播方式,致使其中所有符号文本都是其他媒介的翻译、改制与改造。由此,"再媒介化"成为了元媒介平台符号文本的最基本筑意方式。这种再媒介化重塑,不仅是媒介形式的改变,更是整个符号传播主导特性以及文化模式的根本改变。对此,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论",可以帮助我们探寻元媒介符号传播的基本特性及其规律,并说明它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文化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和影响。     

麦克卢汉媒介哲学解析

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曾让他享誉全球。但其思想却是对错杂呈,真伪参半。一句“媒介即是讯息”,语惊四座,机锋而富睿智;又言印刷文化导出产业革命、市场经济等媒介决定论话语。则使人莫名其妙。文章就此两论进行梳理,解析其思想,借以澄明是非,坚守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