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     

“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

当农民工满怀对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来到城市 ,却因各种社会原因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又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 ,于是在两难和困惑中形成了“双重边缘人”的自我认同。本文试分析这种认同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促进农民工角色转换的途径分析

促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角色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社会学角色理论出发来思考农民工角色转换的途径,需要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打破农民这一先赋角色对他们的制约;增进社会对农民工市民角色转换的客观认同,以及农民工对自身角色转换的主观认同;重视通过促进农民工再社会化,提高农民工的角色扮演能力,帮助他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互动过程与生产机制

本文将社会排斥理解为结构和行动者互动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探讨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的互动过程和生产机制。基于天津的研究发现，显性的制度不完善和隐性的制度强化形成了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对此，少数农民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谋划，在代内和代际累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能力，成功地突破结构性制约。更多的农民工则将这一结构性制约融入“打工者“”外地人“”临时租客”的自我认同构建与长期的回乡住房规划中，这催生了他们非正规的租赁住房选择和租赁关系中的回避退让策略。制度化的结构性制约与大多数行动者的选择合谋，强化了农民工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制度改革与农民工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双向激励，那么农民工城市住房社会排斥将得到有效干预。     

建构与赋权:城市主流媒体中的农民工镜像

以农民工流入的代表性城市——东莞为主,考察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并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的话题;认为政府、政策主导、自上而下是东莞主流媒体的基本叙事逻辑,其中《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中的农民工更多呈现"被代言"的沉默者和"受惠"的弱势者形象;让农民工回归城市主体是大众媒体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隔阂进而形成互相认同的关键,还原农民工为城市主体应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基本逻辑;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是赋权的过程,传播赋权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调适。     

创业、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我国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加快建立起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其更好地以市民的角色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加快融入城市.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创业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保持不变;社会网络是创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创业能促进农民工更多地与市民交往、提升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进而提升其城市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对创业类型作出划分,发现企业家型创业更有助于农民工构建城市身份认同.因此,应健全农民工创业的服务体系,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积极开展创业活动,加快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农民工社会性排斥问题探析——基于社区融合的视角

目前,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存在的社会性排斥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战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居民交往,增加社会融合,进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有着重要地位。因此,社区组织要培育农民工形成新型的社区理念,提升他们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构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长效机制,进而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排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及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针对江苏南部地区创造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功经验，介绍了使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和举措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的居住、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由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引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对策，这就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底线，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志。     

农民工融合度主观认知状况:身份认同、城市归属与发展规划——以江苏省1085名农民工为例

从融合度主观认知角度看,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城市归属和发展规划三方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更为分化,在更多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人希望成为城市人;农民工城市归属认知状况总体上较好,但是利益相关性影响对城市归属具体指标的评价要消极一些;倾向于留城和返乡的农民工在发展规划认知方面的人数差别不大。社会性排斥制度、城市歧视和传统同质性社会资本下形成的农民工亚文化,影响了农民工融合度认识的上述三方面,然而这不过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表征而已。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需要在制度上保证其享有公平的的国民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农民工角色转换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市民角色转换受到他们的先赋角色、主客观角色认同、角色扮演能力和我国城市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明确农民工角色转换的制约因素,能为促进农民工角色转换、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     

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1279个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个体融入能力、社会融入条件、政策融入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整体融入情况良好,但还存在相当部分农民工徘徊在融入的边缘,东部较高的生活成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形成"阻力";政策融入支持的拉力最高,拉力效应远大于个体融入能力与社会融入条件形成的拉力.其中,拉力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户籍限制、就业服务满意度、社会保险便利度、社会保障满意度、职业介绍、经济能力、同工不同酬、职位类型、职业培训、保障性住房租用、稳定性、身体能力,农民工对就业公平较为敏感.同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强度、就业歧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具有"阻力".因此,为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建议精准就业服务政策,优化公共产品;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扩大覆盖范围;加快社会制度改革,优化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实问题分析——基于青岛市和全国的调查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青岛市的调查数据与全国的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中存在：经济生活上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福利难以保障;社会生活上生活方式趋向城市,社会交往遭遇排斥,身份认同陷入困境;婚姻感情上婚姻恋爱问题重重,留守子女后顾之忧,子女教育亟待解决。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珠兰角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logistic分析,构建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影响因素的模型,以此来探讨珠三角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不仅受个体自身市场能力和相关制度设置的影响,同时还关系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具体实践--他们能否弱化对原有乡土网络的依赖,更多地利用新生社会网络来开拓城市生活.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武汉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