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尤其是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第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三,按照“广义产权论”,构建环境产权制度;第四,促进政府转型,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导大国为本地区提供的国际性安排、制度和机制，对本地区的权力主导、结构稳定和地区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国力持续增长，中国开始从双边、多边安全合作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调适安全合作机制和创构安全公共产品，将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作为未来稳固周边安全的重要机制。典型实践便是在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之后，中国迅速联合老挝、缅甸、泰国构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共同防范、打击和制止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航运安全。经过四国的共同努力，中老泰缅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得到了有效验证。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中国改革及其信仰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备受关注,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信仰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方面讨论与焦虑的核心。在超越了固有宗教学领域的基础上,作者扬弃了像“宗教”这样的词汇,代之以“信仰”概念,并且从信仰社会学维度反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诸问题。当前中国涌现出的以民族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基要主义为特征的三大信仰思潮,均与经济发展语境下信仰结构未能转型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瓶颈式改革难题。究其问题根源,主要在于以“主义信仰”为特征的革命党信仰模式尚未完成向执政党信仰转型,难以宪政民主践行信仰。为此,中国信仰之最彻底的问题,乃是公共权力的信仰核心,应是基于公共权力祛魅之后的理性化,超越“信仰论政治”模式,建构政党国家对法律与宪政的信仰,进而使信仰转型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与深入改革的深层动力。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国家级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国家级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展的产物,对推动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为人们所瞩目。基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分析了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构建了开发区"十二五"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模式,提出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的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具体策略。     

现阶段我国高校宿舍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探讨

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宿舍管理服务社会化成为趋势,宿舍管理服务模式转型成为宿舍管理服务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深入分析现行宿舍管理服务模式,揭示其现状及主要问题,分析模式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有针对性地提出模式转型的若干建议。     

论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策略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诱因及体制形成机理简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全面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到来,商业银行面临着“内忧”与“外患”共存的复杂金融环境,这其中存在市场、信用、流动性、声誉以及操作等诸多金融风险,而商业银行的相对垄断性、经营依赖性和发展粗放性,决定了其抗击风险的脆弱性。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转型升级步伐,转变发展模式,选准并坚持本身的市场定位,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优化收入结构,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而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从而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提高生产要素的素质和效率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需要经济体制的转变相配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紧迫性 ,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也是我国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突出的问题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措施是 ,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经济 ,加快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深度市场化改革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     

论社区转型与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也必然带来社区建设模式的转型和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区结构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正在由自然产业型向社会分层型转变。当前应着重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建与再造,保障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序进行。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新诠释了地方政府转型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建构了地方政府转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2009年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通道。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日益加剧,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目标是什么,目前的认识还很模糊,面临当前国际及国内严峻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政府职能转变趋势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然而市场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唯一载体,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应当且只能由非市场主体承担。因此,发展非政府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政府职能的特变也为非政府组织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关系,将为我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转型经济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对近年来文化产业崛起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化产业领域＂一哄而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名不副实＂的种种现象作出批判性分析。指出转型经济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多重性：一方面新技术的世界性传播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多样性的文化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唯GDP＂的价值标准又遏制着民众的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阻碍着一系列就业机会的创造;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将带来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变,将使得民众精神需求得到较大的满足并涌现广泛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将受到传统产业观念与社会政治体制的制约。文章着力分析文化产业崛起所创造出的崭新的商业逻辑与传统产业的矛盾现象,提出了转型经济条件下＂传统产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趋势以及克服转型经济时期文化产业发展危机的诸多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思考

我国目前的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渐趋恶化,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