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自然权力与政治权力——基于“三人决斗”的分析

自然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三人决斗”分析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人们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是自然权力双重含义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任何合作的前提是,具体的个人期望在联合起来与他方发生冲突以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够达到彼此所设想和同意的力量均衡。     

“权力寻租”与“制度反腐”

一、“权力寻租”与腐败“权力寻租”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它的倡导者是卜布坎南G·缨尔达尔和A·克鲁格等人。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这里说的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是指无论商品价格如何上涨,供给都无法增加的这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不是一般商品,是有限的、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那么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就能够得到因涨价而造成的那部分差价收人,即地租。在现代经济学的寻…     

“偷税”的词义辨析——兼比较税收“权力关系”与税收“债务关系”之优劣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我国有两种学说:“权力关系”和“债务关系”,本文不直接对这两种学说进行评论,而试图从对“偷税”的分析入手,比较这两种学说的优劣高低,并在这种对比中,通过对“偷税”进行不同学说场景下的分析来更加透彻的理解偷税的本质。     

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

盛唐迄五代,省试落第的乡贡进士携"书题"、书启、卷轴、家状等,向京兆府以外的州府行卷并免试取解的现象,称为"拔解"。"拔解"没有身份限制,却有明显的等级烙印;不合法,却公开而流行。其存废与当时贡举制度的不完备、社会重进士的风尚、诗赋取士局面的形成、京兆进士的特殊地位、一年一试的选拔频率等不无关系。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乡政村治”的博弈分析

“乡政村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博弈分析，找到一条道路。使二者能够实现良性对接。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非正式关系与权力资源的获取

买官卖官的权力交易是转型期社会负效应最大的腐败现象之一。作为一种违反正式制度规范的社会稀缺资源的交换形式,绝大多数的权力交易都是借助于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关系实现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交易方式契合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有利于交易双方消除心理障碍,更重要的是因为借助于非正式关系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因素和交易费用,并通过复制非正式关系而使交易双方获得额外和长久的收益。     

法国“大敕令”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

"大敕令"是法国1355—1357年间多次三级会议的政治成果,市民及市民出身的代表在此期间发挥领导与推动作用。敕令体现出三级会议与太子(时任国王的摄政官)间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表达出以下政治意向,即限制国王为首权贵的权力,表达市民的参政诉求与辅助国王治国。受等级制度与市民力量发展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大敕令"在当时没有得到推行,但三级会议已不再是主要为国王服务,而是更加着眼于为市民与整个王国的利益服务。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强调三级会议与太子双方的积极作用与互动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发展,加速了法兰西王国管理体制的变革构建。在法国摆脱封建分裂走向凝聚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与历史意义。     

世界秩序中国际法的道德性与权力身影——“万国公法”在晚清中国的正当化及其依据

晚清中国通过翻译《万国公法》,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国际关系的新概念——万国公法。对于这一构建世界新秩序(具体说是中国如何处理与列强之间的关系)的新概念,晚清士大夫一方面立足于正义和道德将之合理化、正当化,但另一方面又以权力、强权为由对之保持戒心,甚至完全不信任。这两种矛盾的立场,既有历史和传统的根源,也有现实的背景。     

对“社”、“资”关系及其现实取向的思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其斗争性表现为对立和替代关系,其同一性表现为继承和借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科学地把握二者的同一性,是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关键。     

中国城乡关系与经济发展

正确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中尤其显得突出。城乡矛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之一。通过考察建国以来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探讨城乡经济关系和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论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论域的“属下”概念及其价值

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从属状况,是一种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政治以赢得底层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归顺的政治策略。在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中,"属下"是一个核心范畴。葛兰西以"属下"为核心范畴的文化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中所暗藏的权力因素,其"属下"思想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状况的探究,也从文化政治角度揭示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属下"概念为研究主线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批评、文化霸权等后现代话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基本框架。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权力理论研究范式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与意义在此突显。     

王蒙“季节”小说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王蒙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共和国的历史。这个系列作品虽然有意识地回避对诸如新中国的成立、镇反、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经历和喜怒哀乐上面,但这些小说依然无法摆脱王蒙小说惯常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强制性权力支配下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质疑“学术权力”:兼论和谐社会的另一层含义

从学术的本质特征上看,学术不具有以强制性、关系性、方向性、资源依赖性、工具性、动态性等为特征的权力可寄生的空间,因此学术无权力。但管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有权力,这是作为"后勤"或"联络装置"的权力。学术组织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是对社会领域本质特征及其作为的不正确理解,以及社会中某一领域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保障各领域的核心价值并形成领域间的适当关系,这种适当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企业属性与“得”、“德”价值关系辨析

企业和人一样,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企业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经济属性,企业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伦理属性。基于对企业属性的剖析,可阐明"得"与"德"是企业行为的两大动力源,它们在本质上是异质同构的。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乡景"叙事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诉诸于读者视觉神经的直观意象,直接表达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看法。比如启蒙视域中的凋敝"乡景"、革命视域中的苦难"乡景"以及审美视域中的田园"乡景",都是中国现代作家以不同的切入视角,去力求真实再现乡土中国的一种努力。因此,不同类型的"乡景"叙事,便以不同色彩的艺术画面,既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的多元性,又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追求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