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期间权的确立与保护

本文提出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新问题。对“诉讼期间权”的概念、性质和法律地位作了界定和分析 ,论述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 ,探讨了保护诉讼期间权不受侵犯 ,需要在立法方面进行完善的相关问题     

我国的反垄断诉讼及其性质--兼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

在我国入世后赶写反垄断法的同时,确立反垄断法的诉讼程序保护同样至关重要。而在我国,这一新型诉讼的性质和相关理论问题也要加以解决。分析了这种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指出其与传统的“经济诉讼”的区别,提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即“社会经济诉讼”的观点。     

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有违程序公正原则,降低庭审效率,不利于现行民事证据规则的推行。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以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的立法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     

论我国公司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股东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我国公司法对此有粗疏之不足。对于股东权的保护,除股东可以提起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外,也可以由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既是我国公司法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也是当今国内经济和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20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现行“双轮治理”模式在面对日趋复杂的个人信息侵权时存在明显的规制错位,主要表现为：“私益救济”客观不能和效果欠佳致使救济乏力,“公法保护”疲态尽显致使保护不力,二者适用场景割裂衍生出制度空白,“公益诉讼”由此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呈现稳步上升、类型集中和责任多样等特点,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非规范性,如规则适用缺位、程序适用混乱和结果适用矛盾。为提升公益诉讼实效,需优化制度设计,克服适用障碍：在功能定位上,确立执法权力的优先地位和公益诉讼的补充地位,确定公益保护顺位“行政执法→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在主体定位上,根据不同诉讼类型对参与主体开展差异化设计,努力扩大主体范围,拓宽参与渠道;在责任定位上,突出公益责任的威慑功能,通过内部化负外部成本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共利益。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的法律保护

诉讼语言文字选择权是公民诉讼权利的一种,其并非是实现诉讼的直接的基本权利,而是由直接实现诉讼目的的一些基本权利所派生出来的权利。诉讼语言文字权的保护,不仅具有体现程序公正和保证诉讼权利的价值,而且能够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诉讼语言文字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阐述诉讼语言文字权的法理依据,进而从建立以当事人直接程序参与为主,提供语言翻译为辅的诉讼语言环境,进一步完善法务翻译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双语诉讼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诉讼语言文字权的保障机制。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现行公益诉讼立法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独立性的确立依据,分析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类型,探讨“基本法+单行法”立法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为我国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代位权诉讼与其它代位诉讼形态之比较

代位权诉讼与代位执行、保险人代位求偿诉讼、股东代位诉讼等其他代位诉讼形态不同 ,它作为典型的代位诉讼形态 ,具有自己的实质和特征 :代位权诉讼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 ,其基础为债权人之“诉的利益”,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诉讼产生的实体法效果直接归于债权人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关于公诉案件撤诉的几个问题

公诉案件的撤诉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经济原则;撤诉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应在法律辩论终结前提出并说明理由;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申请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质疑意见;公诉机关撤诉后诉讼程序终止,不得再行起诉。     

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科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标志。针对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越来越低的现状和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不足,应以控辩平衡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辩护律师的身份定位、准入门槛及执业权利三方面来完善我国的辩护律师制度。     

浅析刑法239条之罪名表述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罪名没有采取立法规定模式,而是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的。这就使得分则个别罪名的表述会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不同解释而各异,进而学者间也会见仁见智。刑法第239条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形。到底应当表述为绑架罪一个罪名还是更多,不乏争议。经过深入分析,认为应当采取绑架罪“一罪名说”,同时认为刑法分则应当将罪名由一个统一的机关(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作出规定。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诬告陷害罪探析

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不是公民的其他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行为人捏造的不需是犯罪事实 ,向谁告发也不是成立本罪的关键问题。诬告陷害罪属于与行为犯、结果犯并列的情节犯。     

《明史·刑法志》标点商兑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因具有权威性 ,受到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喜爱。然而《明史·刑法志》在涉及明律关于诬告反坐的处理办法时 ,有一段文字竟有十多处标点存在着问题。其原因是整理者没有将所举的每一个例子看成是反映“已决”、“未决”两种情况 ,且这些规定根据的是“反坐剩罪”的处罚原则。     

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问题辩析

在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以及如何变更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文章通过举例子、作比较等方法,对法院能否直接变更指控罪名以及如何变更问题作了回答,并对如何构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提出了构想.     

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的立法问题探讨

关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权的立法问题,首先应该对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相关法律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对立法保障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有具体的把握;其次应该明确立法时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结合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公民健康权的规定,在总体上确立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立法的部门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