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统计数据与声律理论的悖论——与杜晓勤商榷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依据最新研制成功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统计数据立论,有些观点受了错误数据的误导.最为突出的是论述上官仪时却抛开统计数据,多用推论臆断建立新说,论证上官仪对唐代新体诗声律学的贡献,认为后来的重要声律理论都祖述<笔札华梁>.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等文献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上官仪对唐代阐述新体诗声律理论的重要人物元兢并无明显的影响,两人的理论主张并不统一,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新说成立.     

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上官婉儿两朝专美的身世经历是一个传奇,而她独树一帜的宫廷诗歌创作,以及她在宫廷酬唱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武后、上官婉儿等女性在政治及文学上专权的局面,激活了初唐中后期诗坛,也创造了一个女权文学的神话.在上官婉儿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形式上走向了成熟,在内容、意境、风骨方面为盛唐诗的创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南北虞姬墓考辨

安徽省定远县和灵璧县各有一座“虞姬墓”，前者在淮河南，后者在淮河北。本文考证，南虞姬墓始见于初唐文献，北虞姬基始见于北宋晚期文献，两墓都不是虞姬真冢。所谓“南虞姬墓”应是西汉东城侯刘良（淮南王刘安之弟）墓。虞姬被埋葬之地应在垓下。     

上官婉儿生平考述

上官婉儿是初唐最后二十多年的一位风云人物 ,也是初唐诗坛最后二十年的文坛主持。她位居权要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事变中 ,游刃于诸政治集团之间 ,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甚大 ,其文学意识、文学活动对当时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 ,对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写作年月作一大致编年 ,使其生平明朗化是必要的     

先知

民间相传，我国宋代有一个叫邵康节（又名邵雍）的“话神仙”，他那感知未来的能力惊骇后世。他临终前，感知将来有人要来盗挖他的墓，而盗墓贼的母亲在他预言时还只有7岁。于是，他叮咛家人：一是墓中不要放任何值钱的东西；二是要请那小女孩来吃斋饭，并将入敛衣物让她——过手。     

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

本文讨论的是１９９０年在湖北省英山县毕家坳北宋墓地所出摩尼教墓碑。此碑立于公元１０５２年，碑上刻有颇具摩尼教色彩的日、月二字，墓主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故知墓主人是从中亚粟特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来华的摩尼教徒。英山还有许多类似的摩尼教墓碑，墓主人都姓毕，因此这是一处毕氏摩尼教徒家族墓地。作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追踪这个粟特家族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是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和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江南的许多农民运动都利用摩尼教举行起义。而毕碑的发现告诉我们，江南流行摩尼教当与唐代来华的粟特摩尼教徒及其后裔有关。     

唐代山水诗论纲

山水诗是唐诗的一大类别，是唐诗里最有光彩的篇章之一。本文将循沿时间流程，纵向考察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作家以及山水诗在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学风貌和演化原因。初唐时期的山水诗，数量应木算太少，作者面也较广，像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四杰、宫廷文人杨师道、上官仪、沈桂期、宋之间等都写有山水诗，但总体艺术水平要比盛、中唐差一大截。该时期山水诗的基本特质是：承南朝山水诗之余风，能逼真生动地描山绘水，所写景物大多色彩明艳、亮丽，但往往只是形似而缺乏情思；有些诗虽揉入了情思，但景物与情思未能有机融合；有些诗虽有佳句而无…     

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

1969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山嘴子公社毛布沟村（今属翁牛特旗乌丹镇）发现了辽墓。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今赤峰市博物馆前身）的于庚寅、苏赫、项春松等随即赶往现场清理发掘。发掘工作持续到第二年6月才结束。经发掘探明，这是一个共有4座辽墓的家族墓群。1969年9月，在一号墓出土了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为了庆祝这一重大发现，发掘者们还杀了一只羊，饱餐一顿。     

“二圣”史谓何人?

“二圣”之谓,人多知其指唐高宗和武则天二人。唐高宗鳞德元年(公元664年),因为皇后武则天参预朝政的管理,“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于是有唐高宗与上官仪等人谋废皇后之举,后来经过武则天对高宗申诉,“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为了解脱自己,唐高宗将此事委过于上官仪。武则天于是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谋反,结果上官仪诸人被杀,与其有联系的“朝士流贬者甚众”,武则天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     

痢疾杆菌打败“老佛爷”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这位当年被捧称为“老佛爷”的女性，即使在现代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861年，成丰皇帝病死热河，她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即同治皇帝），她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次年，同治上徽号称“慈禧太后”。     

近百年武则天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综述

武则天与上官婉儿是初唐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女性诗人,她们重视诗歌创作,自身有较高文学修养,由于其特殊地位,所提倡和实施的各种措施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界一直以来更加关注的是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在政治上取得的成绩,忽视了她们的文学成就,而近几十年来对这两位女诗人诗歌的研究不断深入,势头强劲,不仅弥补了之前的研究空白,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整体回顾和总结,由此来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论武则天与“龙朔变体”的兴衰

“上官体”在诗歌境界、语言和诗人主体精神风貌方面都是贞观诗坛之一大变,但其在产生初期影响不大,直至高宗龙朔年间随着上官仪本人的“贵显”才风靡于诗坛,最终形成“龙朔变体”。上官仪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其诗歌得以流行的尚文轻儒的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仿效其诗的大量后进文士能够登上宫廷诗坛,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说“龙朔变体”的形成离不开武则天的影响。在武则天直接干预下的上官仪伏诛事件,引起了创作和理论领域对上官仪及“龙朔变体”的超越、批判和反思,即“龙朔变体”的快速消歇亦由武则天所致。从中可见武则天对初唐宫廷诗坛影响之深刻。     

汉代画像石墓与阴阳五行

＂厚葬风俗说＂、＂宗法制度说＂等,都不能揭示汉代画像石墓兴起的真正根源。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石文化可以发现,石负载着思想信仰,常被当做天地神的代理象征而被作为崇拜的对象;汉代阴阳五行盛行,人们普遍认为石具有＂阴性＂,有利于升仙,于是画像石墓在汉代流行起来。由此可见,汉代画像石墓之兴起是由于汉代人对阴阳五行中的石（金）形成了特殊认识并进行了思想演绎的结果。     

旧体诗的格律及其它

旧体诗是一种比较难学的文学形式。写旧体诗除了要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外，还要掌握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和格律知识。旧体诗从唐代开始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类，唐代之前的诗被称为古体诗，唐代之后的诗称之为近体诗，但不包括近代的诗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古体诗只求押韵，不受其它格律限制，如骚体、乐府、歌行、古风等均如是。而近体诗则除了要押韵外，还讲究其它格律，较之古体诗更为规范，更富有音乐性。近体诗的格律萌芽于南朝齐梁时期，形成于唐代。它分为绝句（五绝、七绝）、律诗（五律、七律和排律）两种形式。绝句每首限定四句，…     

叶茂台墓群

叶茂台是法库县西５０公里沈（阳）承（德）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它南面平川，北、西两面靠山。著名的叶茂台辽墓群就坐落在山坡上。辽墓最早发现于１９５３年６月，系当地农民耕地时掘出并报告的。后来把这座位于北山南坡、八角形石室壁画墓编为叶茂台一号墓。这次发现，出...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榆林市出土唐代墓志的文化学阐释

通过对出土墓志墓主身份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代榆林市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此互相融合，其中有胡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胡化；由于地处边疆，加之游牧文化发达，榆林市的尚武风气浓烈，随着农业的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榆林不仅佛教兴盛，也有人崇信道教。     

华人女企业家谭熙烈：商业伦理 致胜法宝

2003年她被美国女性杂志《PLAT-INUM》评为美国企业界的6名女强人之一，2004年被美国《女性企业家》杂志（FEMPRENEUR）选为全美30名最杰出女性之一。她成为各种企业高峰会的主持人或演讲人，一年要在世界各地作几十场演说。美国广播公司（ABC）、CNN广播电台、《商业周刊》、《财富》杂志等40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过她的故事……她就是谭熙烈，一个誉满美国商界的华人女性！     

论唐代诗人的自然生态意识

唐代诗人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唐人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因素，唐代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诗歌世界，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一）与物谐乐；（二）以物为友；（三）颂物以美；（四）感物惠德；（五）赏物生趣；（六）悲物悯人；（七）由物悟理；（八）托物寄怀；（九）假物以讽；（十）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宋代士人阶层的择偶观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不限阀阅”是否可以构成其婚姻的一大特点，它到底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唐代及其以前“婚姻必由谱系”的状况，这点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而且有明显的抬高倾向。事实上，从墓志资料中不难看出，宋代婚姻仍然是相当讲究门第出身的，不仅体现在墓主为其诸女择偶的标准上，而且墓主本身的选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