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利用安大简《诗经》补释《毛诗》字词二则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文本,其中部分异文信息对解读《诗经》关键字词具有重要作用。将安大简《诗经》与《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召南·小星》相比较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对两首诗当中的“强”“肃”二字的解释仍有欠缺。根据简文信息可以知道,“强”应当读为“竞”,训为“逐”;“肃”应当改读为“蹙”,训为“急”。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

《诗经原始》在思想上以“思无邪”为“始意”,以“温柔敦厚”为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旨归,提倡“循文按义”;在方法上以章法分析为基础,以字句研炼、虚实、情景等为辅助,推论诗人作诗意旨。其文学方法意在服务于诗教目的,故《诗经原始》并非是一部关于《诗经》的文学鉴赏类著作,而是一部旨在探求和恢复《诗经》诗教内容的经学著作。     

创造性的《诗经》研究——《诗经主题辨析》评介

千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家族”可谓“人丁兴旺”。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合鸣、李中华先生合撰的《诗经主题辨析》(上、下卷),凡八十余万言,无疑给《诗经》研究家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是《诗经》研究领域新的可贵的探索。《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它产生迄今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流传人口,讽诵不衰,并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汉以降,《诗经》研究从未间断过,学者云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