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杨德昌的“八部半”

“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他正是这样一位拍“看不到的东西”给观众的电影导演戛纳电影节将2000年的最佳导演奖授予杨德昌,用以表彰他在电影《一一》中展现的才华。《一一》是杨德昌的第八部作品,此时,距离他投身电影事业整整20年。2007年6月29日,与结肠癌搏斗了7年的杨德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60岁。年轻时代的     

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运渐恶化。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却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作品《大地》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电影《大地》中所体现的正面为主的“中国形象”,以及这一积极形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成因。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苏有朋：一个纯粹的“素人”

电影《风声》里的“白小年”,让人们见识到苏有朋除了英俊小生之外的另一面。去年,由他主演的《密室之不可告人》,成就了小成本大票房的“反转”;而在即将于今年万圣节上映的续集《密室之不可靠岸》中,苏有朋扮演的“柳云飞”从第一部中的落魄小说家摇身变成能文能武的专业侦探,上演潜水、打斗等多场动作戏。苏有朋说：“其实我一直在转型,逼迫自己发挥潜能,给大家带来新鲜的东西。”在即将开机的电影《铜雀台》中,     

跨媒介与跨文化焦虑的发生：“元电影”视角下的《银汉双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张伟平张艺谋 二张“千里走单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艺谋突然“失去”了合作伙伴巩俐和国外投资後,张伟平出现了,他慷慨自掏腰包让张艺谋拍片,并迅速从电影外行修炼成高手,写下2.5亿的《英雄》票房神话,开创了中国电影“制作-营销”新模式,成为中国电影梦工场的最大“买家”。2005年,张伟平和张艺谋一起联手高仓健,打造艺术大片《千里走单骑》。     

张艺谋导歌剧别开生面 《图兰朵》轰动“歌剧之乡”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筹备和精心策划,张艺谋和他的助手们在世界闻名的“歌剧之乡”佛罗伦萨创造了一个歌剧奇迹。6月3日,曾自言不懂歌剧的他导演的歌剧《图兰朵》,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首演即大获成功,像贝尔多鲁奇、索菲亚·罗兰这样的大电影艺术家以及众多歌剧迷“蜂拥而至地去争看《图兰朵》”(引自罗马《大同报》)。自6月到7月的十几场歌剧演出票早已被观众抢购一空。这是张艺谋作为电影导演在电影之外为中国人争得的又一份荣誉。     

法国“斯皮尔伯格”新作:《第五元素》

吕克·贝松被人称为法国“斯皮尔伯格”,在国际影坛兼有“艺术意识领先,票房看好”的双重优势,这些让人赞口不绝的影片有《最后的格斗》、《地铁》、《尼基塔》和《里昂》。他还跟斯皮尔伯格一样,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小精灵,9岁起就搞小电影玩耍,16岁就做各种离奇古怪的科幻恐怖电影梦。他说,那年     

《喋血孤城》：民族精神及其人性反思——兼评该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发展的意义

《喋血孤城》以湖湘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军人勇于献身的爱围情怀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血性。同时,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物的立体性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反思了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触目惊心的丑恶、痛苦和死亡来引起人们对“善”的思考和向往。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迪价值。     

浅谈电影语言的修辞

电影语言通过图像、声音等手段,经过编剧、导演、演员、剪辑师等的艺术创造,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而电影修辞使电影产生一种逼近于真实世界的存在感。文章通过对比电影语言与小说语言、电影修辞与小说修辞的差异,利用语言学的理论,探讨电影语言的修辞。     

从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看触摸的神奇力量

《圣经》里记载了许多耶稣施神迹的例子,其中很多是通过触摸完成的。劳伦斯的小说极其喜爱"触摸"一词,他要用触摸唤醒人的意识的真正源泉——"血与肉"。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触摸有着特殊的力量,是爱情的催化剂、是"血的感知"与"智力"的较量、是解放灵魂的行动。触摸所带来的神奇力量其实就是劳伦斯所深信的"血的感知"。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El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j中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论庄子“唯道集虚”如何可能

＂唯道集虚＂是庄子传授给世人的一个悟道法门。＂虚＂乃是一种从不同角度否定常规的内心修炼工夫。从生存层面上说,虚能够使自己远离祸害,拥有一种安全感,进而悟道。从本体层面上说,虚能够使自己的本体——本性与世界的本体——道自行呈现。虚的工夫,类似于现象学所倡导的＂悬置＂方法,对现代人实现个体幸福而言颇具启迪。     

“经验”的贫乏与救赎——论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创作

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写作开始“转型”。在许多学者看来,余华转型后的小说不再一味地展示暴力与苦难,而是强调忍受、乐观,和“温情地受难”。但在笔者看来,对苦难的展示与“忍受”并非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层思想主旨,而再现由传统社会步入消费社会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人“经验”的日趋萎缩与贫乏,以及面对这种困境而试图重新整合“经验”的努力,成为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刻主题。正是对这一独特而深刻主题的挖掘与艺术表现,凸显了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     

“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探析

在当代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传播媒介,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越发模糊不清。“虚拟现实”科幻电影以当代社会中的媒介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叙事基础,形象传达了人们对信息技术和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思考。在突出探析“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双重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深层次解读了此类电影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思考。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取信于民重要思想述要

取信于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集中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心系于人民、坚持取信于民的崇高思想、基本价值取向和鲜明革命风格。     

《訄书》诸本对孔子评价的变衍

在《独圣》篇中,章太炎盛赞孔子开取民智,并给予孔子很高的评价。虽然他尊孔与康有为尊孔有异,但是在行为上仍支持、同情康梁,其思想还处于改良主义阶段。《订孔》篇否定六艺为孔子所作,并极力贬低孔子删定六艺的价值。但仍然承认孔子是＂良史＂。此时,章氏确立了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划清界限,并走上了与之斗争的道路。《检论·订孔》篇（上下）中,章氏称赞孔子布彰六艺、保存史料之功。此时他以庄证孔,主要精力已转移到整理国故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