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松萝结茶缘

我国清代著名书画大师郑板桥,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以画会友、以茶待客,而在全国诸多珍茗中,最受他钟爱的就是“色如翡翠、香如兰蕊”的松萝茶。讲到板桥先生的松萝茶缘,先得从一位休宁籍的苏州茶商程羽宸说起。据史载：程羽宸祖居徽州休宁城东柿树园,是清康熙年间苏州最大的徽州茶商。他在苏州开设的茶号达三十九处之多,其中茶类最全、规模最大的总铺“珍茗斋”就开在苏州玉泉街口。     

郑板桥题诗除霸

传说郑板桥当县官的时候,当地有曹氏兄弟两个,无恶不作,专门欺压百姓,良家妇女被他两个糟蹋得不计其数。郑板桥早就下了决心,宁可乌纱帽不要,也要把这两个祸害除掉。无奈这两个案犯就是抓不到手,为什么呢？因为抚台大人是他们的亲姐夫,兄弟俩听说郑板桥要查办他们,就躲在抚台大人家里不露面。郑板桥找到抚台大人,他一推六二五,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藏了他们。郑板桥不露声色,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郑板桥总有办法来惩治他们。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现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取的儒士人格和惊世骇俗的狂怪人格两个方面,而造成这种人格的成因则主要归结为:儒家正统教育的塑造,狂狷名士之风的继承,以及当时的个性主义思潮三者对他的影响。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

19世纪 60年代 ,江南经过连年的残酷战争 ,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流民遍地 ,盗匪成群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 ,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风俗“浇漓” ,也从根本上侵蚀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江南士绅为维护自身的权利 ,与地方政府一起在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重建江南社会秩序。然而 ,历史证明 :在近代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大势所趋时 ,这种以复古为旨趣的秩序重建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短期效果 ,但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民国江南的城乡关系及其乡土性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城乡关系表现更为密切,大量的市镇在城乡之间扮演着亦城亦乡的角色,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仿佛使城乡差异与区分感显得模糊起来。可是自传统时代以来,人们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别意识仍然十分清晰,不少文人对此从不同的层面予以重新析分,以"乡土性"观念出发,对城乡关系在民国时代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分化作了有力的揭示。城镇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乡土性"、乡村生活对于城镇的依赖性、城乡生活中正在加大的分离感等,在民国时代已然十分明显。那种对于农村生活的焦虑以及对于大都市生活多少存在的不满,呈现出彼时复杂的城乡关系及其生活中仍然浓厚的乡土性。     

论乾嘉学者与藏书家、书院及江南学风之间的关系

清代乾嘉时期是学者辈出 ,私人藏书兴盛 ,书院发展迅猛的时期。学术界对这三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深入 ,但对这三方面的综合研究却比较少。本文试图以乾嘉学者为切入点 ,考察他们与藏书家和书院 ,以及江南学风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 ,为进一步了解整个乾嘉时期的学术交流状况作铺垫。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商品粮需求最大的地区,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在利润的刺激下,积极从事粮食的转运、销售活动,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主力军,徽商的经营活动,满足了人民对粮食的需要,稳定了江南的粮价,促进了江南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

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无论在家庭、教育、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与对外开放的珠江三角洲,较早地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他们都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中法战争及其失败给予两人以极大的刺激和策励。这种差别和相同,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短暂的友谊。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积极支持他北上投书李鸿章以实现改革救国的抱负。孙中山与时俱进,使他与未能同现存政权决裂的郑观应分道扬镳。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郑观应晚年曾经斥责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算是其友谊在20年后的唯一回声。     

探析江南文化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

江南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江南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产生深刻的影响。江南地区先秦以来传承不息的迷信鬼神文化传统奠定了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底蕴;江南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促使佛教、道教鬼神观念向民间鬼神信仰渗透,丰富了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江南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促使多种民间宗教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江南学术文化的历史逻辑

在地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江南学人也以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形象有别于北方学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江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化外,学术主体强烈的批判个性、学术题材的多元化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学术话语的重要特征。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消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后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诗学等江南思想资源中;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与日常人生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组成结构的松散,有利于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为此呈现出日渐繁盛的发展态势。江南学术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中自然诗性、善于怀疑发见、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与注重人伦秩序、代表着黄河流域的诸夏文化一起,以南北文化并立交融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 ,其生平活动和著述 ,曾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关于郑观应思想和生平的研究 ,曾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是对 194 9年以来郑观应研究的概况 ,分门别类 ,进行简要的回顾和介绍。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略论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

崇"雅"黜"郑"是孔子在"删诗正乐"过程中所遵循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准则。它展现出孔子强烈的融文化抉择、社会关怀及政治诉求于编辑事务的自觉意识和积极态度,所以,崇"雅"黜"郑"不应被单纯视为孔子个人艺术喜好的反映。对于现代编辑学而言,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或许不无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郑谷诗学观探微

通过对郑谷现存诗歌的爬梳剔抉,挖掘其论诗诗显现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前人自成一体的倾向,并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探究郑谷的诗歌思想.     

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穆斯林已经移居东南亚。郑和在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与随行的华人穆斯林积极在当地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且团结东南亚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奠定了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伊斯兰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