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入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针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     

“入户抢劫”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第263条明确将"入户抢劫"情节列为抢劫罪加重情节之首,但是由于刑法条文规定本身相对抽象和对条文的理解不同,司法实践和理论领域对入户抢劫存在一些分歧.实际司法中对"入户抢劫"情节的处理已经妨碍了刑法的统一性.本文剖析了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结合有关司法解释进行阐述.     

刑法中“或者”语义探微

刑法是我国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其中的"或者"多达991个,它们都有特定的表意目的和环境,并形成了相应的语言现象,在成文法系中,法律条文实际上是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而且法律语言先天性要求缜密,无懈可击,这就为逻辑的使用提供了必要性.从逻辑角度,在相容与否、联言和选言、穷尽与否等三方面对"或者"的逻辑语义进行分析,目的是在法律条文中"或者"的使用问题上,条理清晰,目的明确,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刑法条文.     

刑法与民法的"分""合"之辨

刑法与民法在规范目的、调整手段等方面迥异,但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对立化,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体现在两者"分"合"的理解上."分"是两者所调整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区分,"合"是两者对致害事件的规制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两者对致害事件的处理不可或缺.刑法规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危害不大的行为则交由民法调整,且随着社会认知的变化而改变,刑法与民法的界分也应随之做动态调整.在对待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上,既要警惕刑法优先适用的思维,遵守刑法的谦抑性,也应注意不能以民事判断代替刑事判断,更应分别运用民法规范和刑法规范对行为进行定性.     

中国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中

共同犯罪是一种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的更为特殊的犯罪形态,本文对中国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论刑法研究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是研究并解决行为人在无"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本质在于"法不强人所难",刑事归责只有在行为人存在非难可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如何引入该理论并用以完善刑事立法、司法,都是现在亟需深入研究的.     

应受刑罚惩罚性：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兼论德、日刑法中的责任观

我因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始终存在分歧,这根源于对刑事责任的本质的理解差异.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尽管存在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争鸣,但其基本语境和犯罪论结构决定了"责任"表明的是一种由主观罪过引起的可谴责性,是否具备"责任"是犯罪成立评价中的重要阶段.立足于我国语境和刑法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行为人应该承受刑罚惩罚的法律地位及价值评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     

危害国防利益罪适用中的竞合问题

在立法和司法上未能正确处理有关竞合问题,是新刑法首次确立的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名在一些地方很少适用的一个原因.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包含竞合"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司法适用原则;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交叉竞合"应在司法中适用"法益保护的完整性"原则;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并列竞合"有赖于刑法的修正或相关司法解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充分体现刑法单独规定危害国防利益罪的应有价值.     

立体刑法学:回顾与展望

追溯了"立体刑法学"的由来及其10余年来在学界关注下的发展历程,阐释了"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界的声音;指出了"立体刑法学"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课题并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提出"立体刑法学"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即突出刑法的主体地位、区分实然和应然、关注刑事政策在"立体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逐步实现"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和远期目标.     

论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复杂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哲学原理为指导,同时也要认识到刑法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出发,对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性质、原因与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应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使刑法理念得到科学的体现,以促进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     

传播传染病行为的刑法评析--兼论传播传染病行为刑事立法

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传播传染病罪",给目前SARS的防治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其中第一条规定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通过对现行刑法中危害公共卫生罪及"两高"司法解释的深入分析,认为应该在刑法中确立"传播传染病罪",并对该罪名的刑事立法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刑法溯及力理论问题探析

刑法的溯及力 ,是新刑法修订后在法律适用中的一个需要准确把握的问题。特别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一些有争议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行为时法的范围、处刑轻重的比较、跨法犯的法律选择问题。研究刑法溯及力的理论问题 ,以期对实际问题有所裨益     

网络社会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挑战与回应

网络社会著作权刑法保护面临新的挑战,包括营利目的要件的问题、实行行为扩大的问题、帮助行为扩大的问题。为回应上述问题,刑法需要在立法上重新审视"营利目的"要件,完善其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的规定,以共同推进网络社会著作权刑法保护。     

浅议金融凭证诈骗罪的适用

金融凭证诈骗罪在司法适用和理论研究上均存在一些争议和难点.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针对金融凭证范围的界定、本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凭证犯罪的必备条件.而在金融凭证上也包括"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即只要用于金融结算的,而且在其他金融凭证上只要是和刑法的其他条文没有特别规定的或应当包含的均可认作金融凭证.同时,在运用司法推定时,还必须充分保护当事人提出反证的权利.     

民生写入刑法之初探——以“行贿罪量刑情节”为研究切入点

民生刑法观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践行民生刑法观首先是促使民生融入到刑法制度之中,更深层次则是将民生写入刑法规范。在民生写入《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条文之后,民生就不仅仅是刑法哲学和刑事政策学所关注的问题,规范刑法学的研究也将面临"民生"这一新的课题。"严重危害民生"成为行贿罪量刑情节性因素,民生问题被初步限定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领域。鉴于民生概念的抽象性,以司法实践为基础所展开的类型化研究将成为解释"严重危害民生"判定标准的有效路径。     

论“应受劳教处罚行为”分流处理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就"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的"入刑"范围所提出的见解是不够成熟的,有必要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将保安处分引入到我国刑法中以惩治、预防"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的主张并不具有其所论及的可行性。更为关键的是,将保安处分引入到刑法中还会带来一些极其负面的影响。劳教制度废止后,刑法必然要进行某些变化,要对某些法律制度进行调整。但该变化、调整绝非某些学者所主张的"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罪刑法定看中国刑法的现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近代启蒙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由于其核心是人权保障,所以它成为法治社会刑法的标志,也是现代刑法与前现代刑法区别的关键。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研究视角,对我国20世纪刑法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进行梳理,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德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比较研究

中德刑法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分类及类罪名上有差异.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德国刑法要比中国刑法细致得多,特别是确立了"危害和平罪"与"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两个罪名,值得中国刑法借鉴;而中国刑法中确立的"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是否能够由非暴力方式构成上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有着差异.当中国刑法将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及国旗、国徽的行为予以普通刑事化评价时,在德国刑法中却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在法律评价上显得更为合适.两国刑法均将言论与文字的形式作为犯罪行为的表现之一,表明对言论治罪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所独有.在"叛乱罪"与"叛国罪"的构成设计上,两国刑法规定也是各有所长.     

网络时代背景下再论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观要件”

文章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再次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的存废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无论是出于与国际惯例接轨、履行缔约国义务考虑,还是为了遏制国内侵犯著作权犯罪形势、有效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都应当取消刑法"营利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的限制,扩大刑法对著作权侵犯犯罪的规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