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客观诉讼之机关诉讼

机关诉讼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之间因权限问题产生争议而请求法院予以解决的一种行政诉讼类型。从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机关诉讼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确立机关诉讼制度需要有历史传统、地方自治、法院权威以及现实需要四个条件。在我国建立机关诉讼的设想不符合实际,我国没有机关诉讼生长的土壤,机关诉讼与我国行政诉讼性质定位相左,法院缺乏应有的权威,借助诉讼程序推动实体法发展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代表人诉讼

群体纠纷的解决与法院的现代功能紧密联系,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群体形成困难、群体诉讼的容量狭小、法院对诉讼的控制力低下等弊端,与我国法院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内部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以及消极性司法等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环境决定了阶段性发展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过程,试验性诉讼作为群体纠纷解决的过渡、替代手段,是改造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选择。     

平行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平行诉讼是国际诉讼管辖权积极冲突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和司法管辖权扩大化的必然结果。平行诉讼涉及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法院之间、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无法全面约束这种法律关系。充实国际私法和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诉讼的规定,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机制,统一中国在国际条约中的立场,有助于完善中国平行诉讼的立法体系。     

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的必要性及对策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基于行政机关的不合理用税行为向法院提起的一种特殊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一方面能更好地以私权制约公权,另一方面能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实体权利。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必须注意对适格当事人、代表人诉讼和举证责任等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     

群体性行政诉讼模式考量

针对群体性行政诉讼,法院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代表人诉讼和分别诉讼,而理论界倾向于用代表人诉讼模式来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分析两种诉讼模式,它们各有利弊,功能和价值各有侧重,应该共同为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服务,具体如何选择则需要法院来考量.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诉讼诈骗"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刑法个罪之间的界分,而应将其置防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具有查证案件事实、审核证据的责任,而民诉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因此,我国缺少诉讼诈骗构成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中,当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予以表达,法院依据诉讼证据规则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定案,法院并没有被骗。诉讼诈骗构成犯罪,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我国内地适用禁诉令制度探析

尽管禁诉令一直被指责间接干涉了他国管辖权,并被欧盟法院禁止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内部,但却不失为对抗国际平行诉讼的最有效的方法,尤其在现有的国际民商事诉讼环境下。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将禁诉令引入中国法,不仅没有障碍,而且会完善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法体系。这一引进,应以解决涉港平行诉讼为起点,逐步推进。     

禁诉命令制度与国际平行诉讼的协调

平行诉讼与平行管辖紧密相连。禁诉命令制度是解决国际平行诉讼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但禁诉命令制度并非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最佳方法。相比较而言,通过国际协调的方式处理国际平行诉讼问题将更直接,更彻底。对我国是否应引入禁诉命令制度,应审慎对待。     

恶意诉讼问题探析

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恶意诉讼也越来越困扰我国司法实践.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恶意诉讼与滥用诉讼权利、诉讼欺诈都有区别,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遏制恶意诉讼必须处理好限制恶意诉讼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关系.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诉讼是股东权利的保障和损害回复机制。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代表诉讼制度是构成一个完整股东诉讼制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也没有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构建一个合乎国情的由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组成的制度体系,使股东权成为现实可诉的权利,是我国公司立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于我国吸引FDI政策的思考

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FDI的流入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却是区域分布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采取了区域倾斜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应调整和完善吸引外资的政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测量模型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国家品牌构建的问题。国家品牌化的核心就是创建和提升国家品牌权益。目前学者对于国家品牌权益的研究多集中于有形产品,且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旅游作为构建国家品牌效果最明显的一个要素,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角度研究国家品牌权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首次以旅游目的地的视角研究国家品牌权益,探讨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的内涵,并构建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结构模型,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货币主权

金融全球化对国家货币主权产生了很大的限制和制约,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金融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货币主权。《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国家货币主权的约束是有限度的;国家虽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转移或者让渡了一部分货币主权,但国家仍有权力在它认为必要时收回转移或让渡出去的权利而不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一国境外的以一国货币定义的所有存款的最终债务人是该国银行,该存款的最终支付总是需要该国境内的银行操作,而该银行操作是要受该国的强制管辖的。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仍享有充分的货币主权,在处理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时,国家应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履行国际承诺的前提下,充分行使国家货币主权,维护本国正当利益。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论开发中国农村消费市场

红桃K成功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实践表明:只要产品适销对路,注重实用的中国农民是会接受新时代消费的,中国农村具有庞大的市场开发潜力,未来的中国市场热点在农村。随着中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的加快,各行业企业都应自觉地有准备地进入中国农村市场。为此,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支持,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优惠。而企业则应更多地开动脑筋,从价格上、从市场宣传上,更贴近中国农村的实际,以尽快达到开发这一市场的目的。     

劳务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提高农民收入.文章通过对农民现有各种增收渠道的现状分析,提出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通过发展劳务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就与经验

在对现代国家构建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的国家历史和制度逻辑，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成就与经验，并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路径作了尝试性探讨。     

乡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乡贤文化曾为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弘扬乡贤文化有助于涵育文明乡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在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均有建树。发挥乡贤文化作用的机制主要包括:重视乡贤文化研究、加强书香社会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和重塑乡土精英等。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