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本文旨在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以及晚清帝国的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些新的解释。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尽管经济史学界对清朝前期和中期与西欧诸社会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争议,但学界趋同于认为,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晚清帝国的经济却在内忧外患中衰落了。从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和阻碍市场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制度变迁、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和科技革命互动作用下完成的。相对而言,晚清帝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则是巨大人口压力下制度内卷,市场分工无力深化和扩展,科技发展缓慢,以及社会腐败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新的全球秩序何以可能

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转型理论加以推广 ,用来说明全球化过程。这一理论认为 ,在民族国家范围内 ,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直接依赖类型向间接依赖类型的转变 ,并导致能提供统一的法律秩序和采取民主政治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把上述社会转型理论推广到全球社会范围内 ,就可以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 ,而这最终将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法律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当然 ,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     

关于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由新教伦理等因素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理性化特征,促使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使西方在近代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笔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理性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理性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西方世界所开创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非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价值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德国颁布的第一个社会保障法令算起,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有百余年历史。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均有其独特的价值。一、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社会保障权被公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近代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把人权仅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超国家的道德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则不被认为是基本人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权是人的各种权利（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人身的权利等）的有机统一,其中生存权是人的首要权利,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离开…     

“李约瑟难题”的诺斯解释：一个基于产权的分析框架

“李约瑟难题”作为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通过对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进行分析,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有效产权结构的建立和实施。由于近代中西方产权形成过程的差异,产权保护观念和机制的不同,使产权不清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距。诺斯的产权分析框架给我们解释“李约瑟难题”即近代西方兴起近代中国衰落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视角。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

20世纪中后期,政治营销理论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国家政治传统和现代经济领域中的营销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独特的内涵。"政治营销"已成为西方国家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其独特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着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认为政治营销理论为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民主理念。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下)--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

战后6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开始凸显的世袭现象,冷战后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大国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居然变成了一个世袭大国。原因固然有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但必须说当代的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及经济利益是其决定性的要因。表面看似有些积极因素的世袭政治,实则有违平等理念,扭曲了民主精神,阻碍了人才选拔的渠道,诱发了政治腐败,不利于有效决策,无形中侵蚀了日本民主的基础。在政权交替竞争中成为焦点的世袭问题,仍停留在敲敲警钟的程度,距离立法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不可能根本上消除。现今只能是通过内部引入选拔机制,外部完善政党间的竞争,逐步充实以能力本位、政策本位为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     

全球化思维--清末民初历史小说作品的新走向

西方列强的入侵,激发了清末民初中国有识之士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沉醉于老大帝国的幻梦中,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用开放的、世界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历史.此时,小说的启蒙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全球化思维的新特点,小说家配合社会现实的需要,宣传、普及世界各国历史,创作、翻译了大量历史小说作品,包括介绍欧美等国历史的小说作品、反映世界其他殖民地国家悲惨历史的作品和一些世界通史题材的小说作品.他们以开放的姿态翻译、创作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作品带有进化论思想、世界史观等特点.同时,小说家通过"借外鉴中"、中西比较等方法解说历史现象,也促进了全球化思维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