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述评——基于网络结构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跨国境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逐渐扩大,兴起以世界(全球)视野考察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即世界城市系统研究。世界城市系统可类比于结点和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系统,即城市视为结点、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视为联系。从网络结构视角,可把网络系统研究并轨为结点和联系的关系问题,进而能够使有关研究动向更加清晰明了。因此,本文基于网络结构视角梳理和总结世界城市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并探讨研究中所遗留的有待拓展的空间。     

区域性、全球化与价值转移

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和共识,其发展经历了从区域性到全球化的比较长的历史和数个阶段的反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为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剥削关系由生产过程中的劳资之间的地方关系发展为从全球延伸到地方的包含多层次等级体系,而发展动力则是价值的空间地理转移。     

城市与巢状等级

在看待全球化与城市的关系时,我们需要较为细致的眼光；需要一个框架来容纳世界主要城市间巨大的差异和越来越多的相似,既看到全球整合,也看到地方特色。我在文中基于巢状等级(nested hier- archy)原理,提出并解释了这样一个框架。笔者认为,城市处于组织方式各异的地区结构和国家体系相互依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其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由各城市所在的整个多层结构——全球环境、地区结构、国家发展模式、本地历史语境——决定。整个地球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这与系统中地区、国家和城市各级之内以及之间的差异并不矛盾。城市作为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既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又各自有着相对自主的轨道。     

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如果把经济全球化作为直接解释变量,从中推导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城市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城市体系,促进了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只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基本)节点,而其他城市是这一网络中的一般节点。通过“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     

全球化问题辨析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越来越趋向全球化。但怎样理解全球化，学术界的观点则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这样几种：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全球化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全球化就是现代...     

全球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传统的世界—全球城市理论构建的现代国际大都市模型是以单一中心城市的地域空间为基础的,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全球化条件下那种基于超地域广泛联系的产业竞争与发展的现象。经验分析表明,全球化的影响波及广泛的城市地区,而不仅仅是城市本身。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是当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空间单位,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态势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

世界城市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可能是当代最广泛、最迅速应用于人类实践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一.担当着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功能,世界城市成为各个城市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受到冲击,作为其空间映射的世界城市纷纷遭受重创.全球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洗牌阶段,而对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就应当是这场转变的开端.     

跨国公司——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

如果说国际秩序属于民族国家体系,那么全球化呼吁一种全球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行为体和相对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使全球秩序的建构成为可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跨国公司,其结构性权力为它建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考克斯对秩序的探讨,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为何能成为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城市空间重组与新产业价值链的功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被中国发达城市"切割",导致由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聚集而成的新产业空间快速生长,并成为统领城市和区域空间重组的主导力量。不同类型、主题的产业空间通过集聚—扩散—升级—再集聚—再扩散,构成开放型的新产业价值链空间,优化了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了城市空间价值,并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多元重构,促进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与能级提升。     

经济全球化中的城市功能变化与房地产业发展机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为例

经济全球化使城市成为全球要素流动的主要节点和指挥控制中心.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其城市性质目前正由区域性工商城市向世界经济中心城市转型,即向洲际级的世界城市转变,并在不断地往综合性的世界城市特征演进.由此趋势决定,上海近年来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作为核心产业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和发展,它是带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部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改变长三角地区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在极大地影响该区域内房地产业发展的定位、规模、资金流向和产品生产形态.     

国际城市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

当前流行的国际城市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或全球城市,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并局限于理论与经验的静态分析,而对发展中国家及国际城市形成的关注相对不足.由此,在延续劳动空间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主流国际城市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指出国际城市形成主要是由于地方生产系统、全球生产网络、区位和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关于新世纪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的思考

考察新世纪人类价值的趋向,不能不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基本趋势之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将导致全球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而这将导致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三大领域中价值的分离性发展.买用性的政治、经济价值由于紧密相关于经济政治活动,在经济、政治全球化过程中将趋于某种程度的齐一化或"同",而理想性的精神文化价值则由于领域分离而远离政治经济活动,从而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保持各民族之传统,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一种各个传统文化理想和平共处或"和"的状态.     

巨型城市中的移民与族群经济

全球化研究宣称,由于收入分配发生变化,第三世界移民涌向世界城市。根据这个说法,因全球重构而生、愈来愈呈沙漏形状的世界城市收入结构产生了一种自我更新的需求：需要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已有评论者证明,这个说法忽略了移民网络居间中介的作用;如果把这些网络纳入考虑之列,就能够说明何以移民目的地的经济每况愈下,涌向这些世界城市的移民潮却有增无已的事实。本文意在探讨少数族群经济体在这一令人困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论证这些族群经济体如何充当缓冲垫,为移民缓解城市中经济恶化造成的冲击。一个个缓冲垫扩大着对移民工人的有效需求,为尚在家乡但即将进城打工的人们提前保证就业和住房。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定数,移民如若持续,这个缓冲垫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趋于饱和。如若在移民愈加贫困化的同时又丧失地方上对贫困的宽容——这种丧失总是随着移民贫困化的增加而到来,则二者结合起来,便会促使移民网络转移,去到城市等级排名靠下的较小城市,在那里重复这一过程：“主流饱和—缓冲垫扩大—缓冲垫饱和—再次分散”。位于不同地点的缓冲垫经济体能否持续,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环境;无论任何城市,当地对缓冲垫经济体的宽容度都会发挥重大作用。就此言之,移民政策掌控者是城市而不是国家。     

农民工城市融合理论述评

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发现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文献主要有社会认同、社会比较、社会角色、文化适应四种视角,进一步探讨四种视角的优缺点,并引入社会空间视角。     

资本全球化视阈下的几个社会空间问题——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初探

资本的全球化是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现实语境,马克思将资本对社会空间的重塑视作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从而开创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资本阐释学".在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有三个问题马克思尤为关注:一是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剥夺问题,它使全球社会空间呈现为一种等级结构;二是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它使人与自然空间的紧张状态拓展到全球;三是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及虚拟经济空间的风险问题,上述三个问题不仅关系到19世纪的人类社会空间的重组与变迁,而且对当代人类社会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的超越——现实抑或神话

全球化将原本属于民族国家的平面世界重塑成一个多维的空间,而这个多维空间却开创了多元主体共治的新纪元。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对国家间政治的超越、跨国关系对国际关系的超越、跨国空间对传统地理空间的超越,这三种超越为跨国公司行使权力、塑造权威创造了空间。同时,跨国公司将超强的实力转化为权力资源,在全球体系中逐渐拥有了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种结构性权力,从而赋予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与民族国家分享权威的能力。在全球化所塑造的多维空间中,跨国公司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竞争与合作,开创多元主体共治的新纪元。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空间互塑的理论渊源、逻辑关系与发展进路

在创意时代,基于人力资本的创意资本成为解释城市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创意阶层作为创意资本的主体,已然成为后工业时代国家与城市最为核心的竞争要素。文章梳理并诠释了创意阶层的概念、统计范畴以及集聚扩散的多尺度区位指向假说,试图揭示创意阶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机理,进而阐明创意阶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创意城市、创意城市网络的生长机制。研究发现,中西方创意阶层职业构成存在较大差别,中国创意阶层职业主要对应西方创意阶层职业的中间群体与边缘群体,对应核心群体的职业较少;创意阶层多尺度区位指向假说以舒适物为代表的传统因素仍发挥一定作用,但宽容性是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且其重要性随城市等级而递增;城市空间资源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空间三维一体重构及响应过程,很大程度上适应创意阶层群集及其演化;创意阶层集聚可推动创意城市形成,这是一个复杂过程,存在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模式,随着创意城市的崛起,创意城市网络也随之浮现。     

空间与等级秩序——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思想

对于备受学界推崇的全球化概念,齐格蒙特.鲍曼提出了有力的质询。他指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相反,它是具有等级区分特征的社会空间。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扩张制造了新的空间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往往通过人们的空间流动能力加以体现,精英和强者往往自由地往来于世界各地,而普通的弱者却只能固守狭小的一隅。鲍曼的观点对于全球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