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多少年来没能有一个大家同意的说法,近四五年虽又展开讨论,然而距离结论的时期尚远,有待於我们热烈地展开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之没有及早解决,绝不是古史学者的有心立异,也不是由於“文人相轻”,而是中国古史问题本身的确存在着复杂问题。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地大人多,长时期地各民族共处,这就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地成为一门科学。但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却是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记录,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

童书业先生根据古代东方史的学说,同意并且主张中国自东汉以後才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学说。对於童先生这篇论文,在山大历史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提出反对的意见,并且指出童先生论文中的疏漏地方: (一)原文一开头就从分封制度讲起,以为分封制度不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制度,因而说西周不是封建社会。这是童先生的误解,因为没有人把分封制度当作到建社会的特征,而从这一点来肯定西周是封建社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给封建社会所下的定义,我们要从土地所有制上,地租制度上,农民身份上来肯定西     

关於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

这里,我们发表了几篇关于十年来若干学术问题的讨论综述,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和回顾一下过去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些情况,便于继续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展开争鸣,以活跃学术讨论的风气。由于篇幅所限,这一期先发表经济、历史、美学、文学等门学科的重要问题讨论情况,以后我们还将继续发表关于哲学和其他方面的综述。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当今思考

稍微接触中国史学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一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谓“古史分期”,是指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什么地方断限的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尽管意见纷呈,各持一词,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论者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奴隶社会,其前提是相同的。其所争者,惟“分期”而已。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郭沫若先生首先揭幕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开展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1930年作者将其研究成果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此书试图论证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一样,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悖违。具体的历史划分是:殷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周室东迁进入封建时代。     

中国古史分期的要害问题

本文根据文献考古成果,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社会运动过程及其面貌.依据劳动手段、生产方式、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实际,试图解开中国古史分期要害.文章论证了泰汉官私营大农业是建立在奴隶主拥有大宗土地、农具、奴隶,役使奴隶进行集体劳动、商品生产的奴隶经济形式和特征,确认秦汉社会性质是奴隶占有制度,封建社会不能出现在这以前.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座谈记录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召开了“古史分期问题”座谈会,由童书业教授作了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後,接着展开了讨论。兹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整理发表。发言记录很多未经原发言人审查,错误之处,由整理人负责。黄云眉先生: (一)童先生的论文中认为封建因素和公社瓦解同时发生的,甚至认为周宣王时代,已经孕育了封建因素,这样提法,好像两个社会在赛跑,应该有先有     

中国古史分期新探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二十年代到现在,讨论已经进行了六十年。六十年来,研究成果虽然显著,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分期思想越来越乱,分期观点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成文的看法已不下十种:西周初年封建说(范文澜),周宣王“不藉千亩”封建说(李亚农),春秋(东周)封建说(唐兰),鲁“三分公室”封建说(薛其晖),战国公元前481年封建说(杨宽),战图公元前475年封建说(郭沫若),“商鞅变法”封建说(田昌五),秦统一封建说(金景芳),汉武帝“罢黜百家”封建说(赵锡元),东汉光武“释奴诏”封建说(郑昌淦),魏晋之际封建说(何兹全)等。笔者认为,以上各家无论从分期理论、分期方法乃至最后分期观点,均欠科学。本文试图对此谈点新看法。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

去年冬季,我有幸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讨论会和在上海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听了不少议论,读了多篇文章,获益良多,也有不少感触。有关两次会议的过程和情节,不拟在这篇文章中涉及。这里,只想按“问题”形式来谈一些会议的成就,以及遗留下来的事情。一长春会议的主要成就,与会的人喜欢说,从三种分期发展到六种分期了。但也有人带着     

朝鲜半岛的古史分期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就秦汉奴隶制度谈古史分期问题

秦汉时期存在着奴隶制度,但没有与之相应的古代自由人。秦汉的小自耕农是“编户齐民”,他们有了人身自由,但缺乏古代自由农民那样的政治自由。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秦汉的奴隶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封君和豪强地主的奴隶制,这是从属于封建制的形态;二是官府奴隶制,这是历史遗留形态,它在秦汉时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线发展而走向萎缩;三是私人工商奴隶制,这是新出现的形态,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在汉初七八十年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     

华南师院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

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中国史教研组于四月份内举行了两次讨论会,讨论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等问题。主张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期的有唐陶华教授、徐光仁教授、陈千钧教授、张寿祺老师和胡石林老师等。但在具体划分阶段时,他们的意见又各有不同。唐陶华教授首先介绍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的具体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认为应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即封建社会的早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里,我们发表了几篇关于十年来若干学术问题的讨论综述,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和回顾一下过去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些情况,便于继续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展开争鸣,以活跃学术讨论的风气。由于篇幅所限,这一期先发表经济、历史、美学、文学等门学科的重要问题讨论情况,以后我们还将继续发表关于哲学和其他方面的综述。     

孔子评价与古史分期

<正>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于孔子的评价是当前聚讼纷纭的一个复杂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史学界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认识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因而影响到对孔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孔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呢?史学界的回答很不一致:有的史学家把他说成奴隶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强调他复古倒退的一面,从而忽视了他的“爱民”主张的历史作用,有的史学家     

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史分期问题

这是我最近正在写作中的一本小书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考察)的一段“引言”。由于它说明了我最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方向,所以特把它先行在“文史哲”上发表出来,请求同志们的指正。     

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

解决西周积年问题,要从西周始年入手。依武王克商年的天象和东周平均三年,定西周始于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西周共积２８０年。商代积年以文献所记的“六百”年为宜,始年为公元前１６５０年,盘庚迁殷前约３５０年或３３０年,迁殷后约为 ２５０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２１世纪,夏积年为４３１左右。要摆正历史年代学的位置,它不能代替历史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也不能排除它。     

回顾深刻反思冷静--评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

最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志教授新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这是一部对中国史学“五朵金花”的首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回顾、剖析和反思的成功力作。稍微接触中国史学的人都知道,解放以来,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什么时间断限的问题。1 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论证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悖违。此书一出版,即获许多人的赞同,也遭到一些…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