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行为的刑事规制

通奸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侵害特定社会法益。基于历史和现实维度的双重考究，该行为表征为行为无价值，不符合社会相当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学调控视野。由于通奸行为本身的伦理特征和私密性质，应当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界限，做到正确定罪量刑，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刑法目的。     

父权制桎梏中的女性悲剧——《红字》与《女勇士》中通奸行为的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点对金斯顿《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和霍桑《红字》中的海 斯特·白兰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通奸行为，以及父权制社会对她们的惩罚进行比较研究。旨在阐明女 性的他者地位和父权制对女性压迫的历史性和普遍性。     

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探析

在无干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导致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不予以讨论,这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不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看做是对公共利益的补偿和应尽的义务,以此为依据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证了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应当根据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特点制定政策。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论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重视权利的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基于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范畴,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按照“公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为了摆脱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原则传统的误区,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面目,须厘清权利与义务及二者的关系。     

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针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和不行为提起的诉讼。它对于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依法治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国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分析

我国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有处置性出资行为、资助性出资行为和代为赔偿性出资行为三类.政府出资行为是行政给付行为,也是替代性行为.公共事件政府出资的依据是事件紧急性和保障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利.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控制政府出资行为,政府出资范围、对象和标准须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应当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增加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少政府出资行为.     

基于羊群效应传染动力模型的医患关系网络舆情演变研究

医患关系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存在基于羊群效应的传染行为,并且主要受到传染系数大小的影响,而传染系数又取决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网民之间的接触程度、他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信息获取的齐全可靠程度,其中信息的齐全可靠性主要受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网络舆情报道不完备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要减少有关医患关系负面网络舆情传染,政府应当加强信息监管力度,社会媒体应当承担起事实传播者的角色,网民应当提升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     

潘金莲的悲剧及其认识意义

本文从性格分析和社会分析两个方面阐述了潘金莲悲剧的实质及意义。潘金莲的人生一开始就笼罩着悲剧的阴云,她与人通奸、谋杀亲夫,全在于想要争取生活的幸福;她嫁给西门庆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淫、刁、妒,也主要是社会使然。     

行为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分析了人的行为方式即自利行为、互惠行为、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不同的行为方式要适合不同的环境,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市场环境中,如果信息是对称的、行为不具有外部性,那么自利行为是帕累托最优的;如果这2个条件不满足,那么互惠行为应当得到鼓励;在企业、政府等组织中,强互惠行为有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在社会交往中,鼓励利他行为,有助于营造和谐、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     

西方行为理论剖析与人的行为模型的初步研究

不同时代、不同思想体系下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不相同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西方效用最大化理论与行为科学分析人们的行为时,不应只考虑个人收入最大化,或主张自我实现,而应当批判地学习、借鉴,将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对社会贡献的需要,即价值观中社会理想的因素考虑进去。人们行为决策的思维活动框图不是只考虑个体需要的单回路结构,而是将满足社会需要也考虑在内的多回路结构。     

反腐背景下“吃空饷”的刑法评价

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背景之下，对“吃空饷”行为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吃空饷”行为总体上包括三大类型：在编在岗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吃空饷和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针对其中一部分确属违规违纪的“吃空饷”行为，通过公务员法予以行政处分合情合理。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同时又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定“吃空饷”行为，应当引入刑法评价机制，根据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分别以贪污罪、诈骗罪或受贿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作为和不作为是危害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但二者在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不作为行为性的探讨成为争论的焦点.研究不作为行为性不应当抽象化,脱离具体犯罪构成理论,而应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之中进行探讨.必须从行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三方面进行综合的解释.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在考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时,我们需要联系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来进行研究。对不作为犯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应当结合其实行行为性、等价性以及其实行行为"着手"来考察,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当联系作为义务予以具体的认定。     

违法性认识探析

违法性认识是指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被法律所允许,这里的法律是指一切法律规范。社会危害性的非规范性和不明确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违法性认识应当成为犯罪故意的必备要素,否定论者提出的否定违法性认识的理由不足以成立。     

紧急时期我国社会民生物资价格执法活动的检视与改进

紧急时期我国社会民生物资价格执法活动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经济不景气事件为启动条件,其实施手段具有阶段式、应急式、运动式三重特征。紧急时期针对社会民生物资的价格执法活动存在如下问题：将一些经营者单纯涨价行为认定为哄抬价格,这不符合《价格法》第14条的立法目的;执法过程中片面追求“从重从快”,将一些经营者的正常涨价现象亦纳入处罚范围,扰乱了市场价格规律。未来应当进行如下改进：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问题上,应当对一般价格违法行为与紧急时期的特别价格违法行为做出明确区分;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的定性问题上,应当对哄抬价格行为和不正当高价行为做出明确区分;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执法标准问题上,应当制定特别时期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特别规定,确保紧急时期价格执法的规范化与合理化。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具有特殊性,对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应当考察其等价性。对于等价性的判断应从作为义务以外具体地考察不作为对法益侵害的现实支配关系,即不作为者对于原有危险的因果利用是决定性的和唯一性的;不作为者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结果进行了排他性的支配,使得他人的支配不可能。不真正不作为犯完全可能成立未遂,对此不应当简单地予以否定,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当联系作为义务予以具体的认定。     

论医疗责任保险保费的承担主体

现代科技和工业化使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经济全球化更加剧了此风险,个体无法单独抵御现代风险,现代风险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医疗风险是社会风险的组成部分,个体无法单独承担,当代人也无法独自承担,必须在社会全体和人类前后代际之间分担,所以国家是社会风险分担的当然主体;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具体实施者,有责任才有改进行为的动力,其也应当承担部分医疗风险;患者是医疗行为可能的直接受益人,在医疗风险的分担体系中,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企业破产中的政府行为及角色研究

我国企业破产实践中存在的政府角色及政府行为的经济学、法学研究分析证实 :企业破产中政府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以及同时扮演着的社会管理者、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司法者三重角色是我国企业破产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这些政府行为与角色后面有更为深刻的体制上的原因 :立法上的种种不足、司法权的不独立、尚未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等等。在正确认识破产法的作用与性质及政府在企业破产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 ,对规范我国企业破产中的政府行为 ,完善我国的破产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诚信制度的反思

对大学生就业诚信制度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就业诚信制度的认识模糊,对不诚信就业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而社会诚信法律体系缺失、国家政策引导的不及时和学校认识的偏差,使得学校诚信制度缺乏法律保障,难以遏制毕业生就业的不诚信行为.因此,应当健全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制度,建立大学生就业诚信档案和诚信评价机制以及道德监督和失信惩罚机制,从制度和道德教育机制两个层面来规范就业市场,强化学生诚信就业意识,约束大学生的就业不诚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