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文化整合语境中的王夫之诗学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一位集大成式的哲学家 ,也是这个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批判与整合 ,以期重建文化中国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国。在务实的基础上重建理想主义信念 ,是船山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其诗学主旨则是重构明末趋于僵化并遭消解的传统儒家诗学 ,其诗学基本特征为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内在结合 ,体现出道德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的完美统一。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诗教精神与自我抒写: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指向 ——王袆诗学思想研究

王袆的诗学思想由于受到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其诗学观念以儒家教化经世为核心,同时更强调情感抒发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并由此体现为其认可诗歌体貌多样化的倾向。其本人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哀感顽艳体貌与超然脱俗审美趣味,则展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复杂特征。王袆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代表了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石及其影响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并将其上升为官方哲学,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家价值体系由先秦向封建正统的转向。由董仲舒主要思想奠基并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旨在强调以皇权为核心的整体利益的至上性。他对整体利益的强化,使整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正统儒家的价值定势,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核心。整体主义作为处理个体和群体关系的价值主张,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个体的意志和人格独立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学夷的元批评及其对儒家诗学的修正与完善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35中,论述魏晋至明代的歌选本、诗论和诗歌批评著作,以“大中至正之门户”〔1〕,“未敢以私智立异说”〔2〕的客观求实精神,对历代诗歌选本和诗论做了较为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看来,他对历代诗歌选本、诗论的研究,在坚持正统儒家价值取向和复古论立场的同时,吸收了明代审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经验,推进了儒家诗学审美化的进程。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颜之推“归心”佛教析

<正>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至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大有与儒家并驾齐驱,互争雄长的趋势。虽然儒学在南北两朝都还是官方学说,仍然占有牢固的正统地位,但是。其政治理想,伦理观念经战祸与玄佛的双重打击,在民间几乎失去挖制人们思想意识的能力。这从正统观点看来,无疑是一场信仰危机。于是,有识之士不再偏执儒学的正统地位,而开始利用佛教的社会功用,来补充儒家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那么,佛教在此时勃然兴起,儒家如此对待佛教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本文拟就当时儒家代表人物颜之推“归心”佛     

试论船山诗学的理论个性及其内在矛盾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 ( 1619— 1692 ,学者尊称船山先生 ) ,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诗学理论家。关于船山诗学的一些命题 ,已有不少文章加以研究。但是 ,对于船山诗学的理论特色和学术个性 ,学界还鲜见专门研究。本文拟对船山诗学的理论个性及其内在矛盾做一点粗略的描述。一本人对船山诗学理论个性的基本看法是 :“船山诗学是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关于这个意思 ,需要分三层来加以论述 :首先 ,船山诗学属于儒家诗学范畴 ;其二 ,船山诗学属于一种美学化了的儒家诗学 ;其三 ,船山诗学标志着儒家诗学美学…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籍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籍批评涉及词体源流论、词谱词韵的研究、词籍史实的考辨和词家词作的审美评判等多重内容。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构成了词籍文学批评的主要范式。由此反映出的词学思想是恪守正统的词体观念;宗宋不分南北,且不分婉约与豪放;以雅为旨归;重视词的音律。《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籍批评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清代词学研究的文本资源。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论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

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 ,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 ,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依据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前者归结为伦理主义诗学 ,而称后者为审美主义诗学。儒家诗学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是伦理的“善” ,因此 ,儒家诗学形成了中国伦理主义诗学传统。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形成则萌芽于老庄自然任运的人生哲学。汉魏六朝佛教的传入和兴盛 ,人物品第的风行 ,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对文学的渗透 ,不但标志着人的觉醒 ,而且促使一种以“美”为诗学评价尺度的观念的形成。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是这种诗学观念的理论基础。然而 ,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并非直接转化成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基础 ,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诗学过渡的中间形态的 ,那就是人物品藻之学和言意之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这种过渡的产物 ,也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论儒家天人哲学的本体论诠释

儒家天人论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按照内在逻辑构成的理论体系,其中天和人是最基本的范畴.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对一件东西认识得最充分是在知道它是什么——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的时候.这里,回答人是什么显然不能靠修辞学上的描述,而需要本体论的诠释.儒家是怎样从本体上对人和天进行规定和诠释的呢?这种诠释具有怎样的形上学意义呢?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作为一名极有原创精神和文学天赋的美国当代批评家,以"影响的焦虑"、"文学经典理论"、"浪漫主义诗学"和"创造性误读"等理论构建起其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并通过其代表著作《西方正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文学经典的看法。布鲁姆文学经典观中始终贯穿着审美自主性、原创性、崇高性、陌生性和无功利性等特征,并构成其经典本体论。     

论中国古代诗学谋略性动力体系的内在作用机理及其理论意义

古代诗学有其内在的动力体系。结合古代诗歌创作摅写活动的具体进程,从古代诗学的授受指导性特征入手,充分认识其理论的制约性与实践的约束力,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古代诗学的基本特色。在古代诗学的体系中,具有明确实践用意的理论谋略是核心,这个核心与创作摅写活动的线性链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共同形成了具有动力性、开放性的诗学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谋略性的理论思维是动力源。古代诗学理论中的基本观念范畴和观点主张都从动于这一动力源,它们经由创作摅写本身的线性连带作用共同形成一个开放有效的动力结构。这个动力结构客观存在于古代诗学的现实发展历程中,是我们把握古代诗学体系的基础。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阴阳文化与儒道诗学

中国的儒、道诗学发源于阴阳文化传统,是一种与宇宙观念紧密相关的诗学形式.一般说来,阴阳观念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的诗学理论将看上去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相并存,即张扬阳刚之气的儒家与崇尚阴柔之美的道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阴阳两极,并在整体上维护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平衡发展;二、儒、道两家在历史史观与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但在艺术观念方面却都是以"中和"、"和谐"为其至上的境界;三、儒、道两家在艺术上尽管都以"和谐"为上,可由于两者是在"道"的不同层面与范畴内谋求发展,所以在思想领域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流.     

错位与融合: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诗学——以梁启超"情感表现"为例

西方美学、诗学对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刺激并促使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现代转化;其二是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或范畴直接进入中国诗学,成为其有机构成部分。梁启超等人以佛学格义西方哲学、美学、诗学,使得中西两种审美诗学在对接与互释中走向新的对话和融合,从而刺激并促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晚清佛学复兴在诗学中的表现,一方面是此期诗家引佛语以入诗;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以佛学与西方美学的对接中产生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许多范畴,或者是在某些原有的中国传统诗学范畴中同时渗入了佛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