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动力机制与前景探寻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基于对国家利益、国家实力、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等的综合考量下进行的 ,这一系列的动力机制反过来也影响着日本未来联合国外交的走向     

影响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不变和变化因素

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流露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80年代开始更是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把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纳入了政治大国的战略轨道.在1995年和2005年日本向"入常"发起冲刺,但终究未能如愿.究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的因素在制约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这些因素既有不变的根本因素,也有技巧性的变化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行为--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行为。所提出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文化结构,即共有观念,特定的文化结构建构了中国在联合国的身份、利益和外交行为。通过验证,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行为已经发生了由挑战者到合作者再到维护者的转变。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预防性外交

外交可谓是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协调合作的一种最文明、最理性的手段 ,自产生以来 ,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交是敏感的、活跃的 ,每一时期的外交都因当时不同的格局和情势而带有独特的时代烙印。近年来 ,“预防性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政治实体的关注。事实上 ,“预防性外交”(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并非冷战后才有的新名词。该词最早见诸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1960年度工作报告中。他指出 :“联合国必须关注集团势力分歧之外的新发生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预防性行动必须首…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复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新时代的来临。中日复交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是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日复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周思来领导并亲自参与的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以及与日本执政党的直接接触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为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从安倍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安倍外交动态失衡研究

回顾安倍执政以来的日本外交发展历程,从安倍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都展示了日本外交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遗憾的是,这种外交公关所秉持的理念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反而表现为安倍外交的动态失衡,即日本外交难以取得有效的均衡效应。在安倍政权外交的实施中,首先表现为安倍主义占主导作用,随后转入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承接,这一变化进程造成了安倍政权外交的动态失衡,主要表现为日本外交战略定位的扭曲、外交战略认知的变态以及外交战略实施的走形。基于对安倍政权外交的动态失衡研究,有必要对这一局面展开必要的应对,而应对需要从学理和政策两个层面加以考量。     

国家观和战略定位的扭曲：日本外交的动态失衡（专题讨论）——从安倍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安倍外交动态失衡研究

回顾安倍执政以来的日本外交发展历程,从安倍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都展示了日本外交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遗憾的是,这种外交公关所秉持的理念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反而表现为安倍外交的动态失衡,即日本外交难以取得有效的均衡效应。在安倍政权外交的实施中,首先表现为安倍主义占主导作用,随后转入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承接,这一变化进程造成了安倍政权外交的动态失衡,主要表现为日本外交战略定位的扭曲、外交战略认知的变态以及外交战略实施的走形。基于对安倍政权外交的动态失衡研究,有必要对这一局面展开必要的应对,而应对需要从学理和政策两个层面加以考量。     

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与展望

进入９０年代后半期,中俄两国在协调政治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巩固和发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已经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构筑了面向２１世纪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于１９９７年４月下旬访问...     

不结盟运动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不结盟运动成立后的最初十年间,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做了不懈努力。不结盟国家普遍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以及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是不结盟运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根本原因;不结盟国家与新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结盟运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坚实基础;新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作为是不结盟运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坚强保证。不结盟运动在早期三次首脑会议上均通过决议,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确认了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际法原则;不结盟运动组织和动员了广大不结盟国家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凝聚了支撑力量,在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作为,是新中国主动外交的典型例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争常的新路径

冷战后,日本曾经突出其对联合国的"经济贡献",以此作为入常的理由。然而2005年以来,日本开始利用其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一职的机会,通过"着眼新型安全威胁"、"推进人类安全概念"以及"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等方法,凸显日本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实质性贡献,易于进一步为日本的入常正名。这种趋势区别于以往直接的争常手段,是一种间接的、凸显日本外交独特贡献的新方式。     

日英同盟对日本近代外交嬗变的作用——基于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

近代日本经历了由民族自立、殖民扩张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直至灭亡的过程,在外交上则表现为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的嬗变,这是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日英同盟作为日本近代外交的基轴长达二十余年,并且处在日本近代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嬗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外交嬗变中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把握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日美同盟及日本外交的走势。     

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及后患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征服邻国”作为长期战略。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主要针对琉球,另外则通过征韩论觊觎朝鲜。当时清政府官员在琉球交涉问题上有三种意见,它反映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处境。日本吞并琉球、入侵台湾所带来的后患是朝鲜、台湾相继被日本占有,接着就是逐步去实现其大陆政策。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化。     

浅析日本经济外交之ODA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来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作为日本政府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ODA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新思路——《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一书评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博士是国内研究环境与国际关系问题的拓荒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对中国环境外交、东北亚环境合作、联合国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日本“文化外交”过程与成效的范式分析

在文化外交领域,日本起步较早、经验丰富,研究日本文化外交的过程与成效对于中国文化外交工作的开展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特点在于首先建构文化外交过程与成效的理论范式,并在该理论框架内全面分析日本文化外交的过程与成效。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