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面临的批评和替代模式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者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三个层次进行了超越与替代。     

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根据“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从社区概念对社区管理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并系统地阐述了社区公共管理的理论内容,探讨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贡献,社区管理为公共管理在“社区”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开创了一片新领域。引入社区机制后的公共管理和引入公共管理思想的社区管理对社区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多维辨析——价值取向、理论基础与政策安排

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是在行政学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学术派别，它们是在“民主”与“效率”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相互博弈相互取舍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的集合。双方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面对着类似的社会问题，双方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寻求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而主张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对双方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辨析将有助于对我国的行政改革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     

公共价值管理:西方公共管理发展的新动向

在新公共管理时代之后,建立在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和网络化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公共管理者应该寻找并创造公共价值,拓展公众参与,建立开放型的、灵活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公共价值管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使公共管理者更具战略思维,重新审视管理过程中的政治,使政府的合法性更有保障,民主和效率的矛盾得到解决。     

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治道变革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特征的治道变革,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新模式,它是市场机制和等级机制调解相继失败后的产物。我国政府治道变革是适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而提出的行政改革思想,它的出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新公共管理”范式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之启示

作为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理论和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公共部门广泛移植和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应用更加灵活、有效的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益。尽管遭到不少批评和置疑,“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阶段,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服务型政府塑造——公共服务理论与中国实践

西方早些时期盛行的福利国家理论与目前风靡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普遍影响,不仅在学界同时也成为政府实施公共服务的指导原则和目标.然而,随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进,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逐渐受到质疑,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成为挑战主流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模式,引起了关于公共服务价值理念的广泛论争.梳理研究公共服务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对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塑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及意义.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视野中的非政府组织

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以及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的危机 ,引发了西方社会普遍的行政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 ,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务的唯一承担者。非政府组织(NGO ,Non -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甚至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公共行为主体都必须以多元的模式承担起其共同事务管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