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

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女性问题的言说往往纠缠着层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矛盾以及小说的情节、内涵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冲突。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他们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密切相关。传统文人的身份使他们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而职业作家的身份使他们必须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必须让作品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冲破很多陈旧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写出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写出她们在礼教逼压下的反抗与挣扎,写出她们对自尊、独立以及婚恋自由的追求。从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来说,传统文人这一身份的影响主要处于表层,而职业作家这一身份的影响则主要处于深层,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虽然新旧杂陈,但其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悲剧性阐释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也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作品结局上的悲剧性安排,就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惯于＂曲终奏雅＂的欣赏模式和崇尚＂中庸之美＂的社会哲学是极为矛盾的。虽然鸳蝴派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认知以及这种独特的结构处理方法却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确立,意味中国小说在审美意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鸳鸯蝴蝶派文人:第一代中国电影人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由通俗小说作家(主要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与电影人组成。西方电影发展中,专门为电影工作的小说作家不多,且多半出现在无声电影时期。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小说作家基本退出电影事业,而代之以专门的电影作家。鸳鸯蝴蝶派文人作为文学与电影的双重作者,体现出中国现代电影发生的独特性。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关于包天笑的“鸳鸯蝴蝶派“问题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审视,旧说多认为包天笑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本文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首先界定"鸳鸯蝴蝶派"的基本概念,再从作家的译绎和写作实践、创作道路历程,结合作家的<回忆录>、自白及已有的不同看法,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的总体倾向,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认为说包天笑是近现代"旧小说的押阵老将"、"白话通俗小说家"是合适的,而把他列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则不尽符合事实,未必妥当.     

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

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既是清末民初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主要翻译家,又是现代中国成功将西方小说元素融合进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一方面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秉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故事主题、语言及叙事层面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他的“伪翻译”小说便是融合西方短篇小说因素的典型。因此,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既有民族特色又带有西方色彩,成为大众所喜欢的、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言情"外衣下的现代性呈现 ——周瘦鹃小说对"才子佳人"言情模式的突破

作为颇具争议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周瘦鹃以其独特的创作笔法撑起了"才子佳人"文学的半片天.周瘦鹃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言情方面与鸳鸯蝴蝶派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他的言情小说是通过"中庸"的手法,将言情与社会相融,刻画出凡俗人生的庸常爱情,并且形成了第三者"舍己成人"的模式,具有反"才子佳人"小说的倾向,其中包含着作者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取舍,并产生意料不到的逆反效应,展现了言情外衣之下的现代性.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