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为了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幸福,他追求、奋斗了一生。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巨轮不断跃进,经历了从爱国维新到民主革命,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关于鲁迅的思想从民     

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

何其芳同志曾为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而作《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文,对鲁迅和周作人在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进行了大略的比较分析。他指出:“两人都曾经是寻路的人,然而又是何等不同的寻找的方法,何等不同的寻找的结果。”鲁迅“是以集体为主”,所以“由寻路到得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周作人,“是以个人出发为主”,所以“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手掌里,成为民族的罪人。”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论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世界观的历史转变

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早期毛泽东思想正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才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和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历史转变。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论党关于实现历史使命的探索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试论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殊途同归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缔造者。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谱写了一部人类思想史上动人的交响曲。 马、恩在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前,走过了各自独特的道路。马克思幼年是在一个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关于“纲要”课中讲授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几个问题

在“纲要”课教学中,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道路取代旧民主主义道路等三个问题,是学生理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也直接关系到学生爱国主义信念、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因此,必须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情谊和合作的一面伟大旗帜——宋庆龄与毛泽东

宋庆龄与毛泽东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宋庆龄与毛泽东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与毛泽东在1927年下半年之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情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在场者言说在场的绝望——浅论鲁迅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书写

我们常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那是把“儿童”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以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客体。如果超越“主一客”关系,让他们置于共同的视界之中,让所谓的“主体”成为“在场者”,那么对“儿童”的认识会更接近于本真。鲁迅就是以“在场”的形式,来塑造儿童的形象、叙说儿童的命运,他们有些“毫无价值地死亡”,有些成了“毫无意义的看客”,有些成了“无意识的杀人者”。以“在场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儿童”身上无法存在“希望”。鲁迅在叙说儿童命运的同时,儿童也在言说着鲁迅的绝望。但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说出了“绝望”,却在“反抗着绝望”。     

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的哲学依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唯一正确道路,它的形成过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寻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哲学依据,奠定了这一道路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