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说研究中的中国面向

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 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一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纵观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在其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深邃的宪政理论背后,无不以其发达而又绚烂缤纷的宪法学说为理念基础:如美国制宪初期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学说之争,德国公法研究学中拉邦德的国体宪法学、耶利内克的实证主义国法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之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这些学说,观点迥异但又自证其成,为本国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也为本国宪政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试论加强和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

宪法解释在宪法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是解决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冲突最有效的手段.但在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却未受到与其地位相当的重视.这与宪法解释的概念存在争议、解释程序欠缺有关,是值得宪法学界探讨的问题.     

我国宪法解释价值论

宪法解释自宪法产生之日起就与宪法相伴而生 ,并且历来受到西方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尚未能完全建立起来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认识到宪法解释的价值所在。为此 ,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价值 ,激活宪法解释的运作制度 ,乃是中国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也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之一     

论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宪法解释在宪法实施和宪法保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存在着解释主体单一、表现形式不统一、缺乏专门程序和效力位阶不明确等缺陷,这些问题极大的影响着宪法的权威及其实施,应当在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分别予以完善。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的难题与对策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范围的限定、材料的选择以及方法的运用取决于对"宪法学说"概念本身的理解,如此,才能进一步厘清学说史、思想史、学术史和制度史各自研究的重点.     

增强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复合宪法模式

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在宪政框架下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如何增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增长政治能力的普遍途径。宪政制度的建立又体现在宪法由低到高发展的三种形态,即政治宪法、法律宪法和社会/公民宪法的形态。然而由于时间与任务的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三种发展形态的宪法进行整合而成的复合宪法模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增加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论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从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太阳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谈起

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经常性的、同时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要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实施,首先就有一个对宪法进行援引和解读的问题。宪法解读与宪法解释的性质和作用不同的。人们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宪法解读的结果。同样,人们对于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对宪法文本援引问题的争议,其原因也是混淆了宪法援引与宪法适用的区别。宪法有效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对宪法的援引和解读。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行为,要澄清理论上与法律上的某些误区,在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问题上,应当合理、规范地运用。     

宪法宣誓制度的“实”与“名”

宪法宣誓制度之"实"在于"宪法",是宪法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宪法宣誓制度之"名"在于"仪式",是认真对待宪法的一种公开表达。中国宪法宣誓制度有着充分的宪法依据,域外宪法宣誓制度与已有的地方宣誓实践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规范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智识资源。     

2004年宪法学研究综述

2004年我国宪法学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强,讨论范围更广的趋势,关注热点,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文章多起来。归纳起来有5个方面的内容:2004年宪法修改问题,政治文明与宪政问题,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监督问题,国外宪法制度研究问题。     

三十年来的中古英国宪政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以唯物史现为理论指南,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古英国宪政史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在宪政制度、“宪政王权”与宪政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严重不足。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关于建立我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宪法审查制度应当确立人权保障、权力制衡、宪法审查权独立等原则;根据上述原则,我国应建立兼具权力机关性质和司法性质的、独立的宪法法院,并围绕宪法审查权的独立性构建一元二级宪法法院。宪法审查的对象不应当包括普通公民;宪法审查的范围应当在比较分析各国经验并结合我国权力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加以限定。宪法审查程序应当借鉴德国模式形成一般程序规定和特别程序规定相统一的审查程序制度。     

宪法程序的结构及其完善

宪法程序是宪政的基础。宪法程序整体上由宪法变动程序、宪法实施程序和宪法监督程序构成,具有整体性、层次性、至上性、复合性、开放性、自治性等特征。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完善宪法变动程序的结构,建构完整的宪法实施程序,重构宪法监督程序,充分发挥宪法程序的秩序建构和合法化作用。     

破除陈旧意识形态树立现代政治理念——读阙光联《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阙光联先生在阐述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中,把君主立宪制在近代中国是否应当的政治判断转变为是否可能的学理分析,难能可贵。但作者仅以中国君主专制文化传统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内在紧张与深刻冲突论证后者的不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作者没能从学理上论证近代中国共和立宪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更无史实的支撑,则使其对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不可能的全部论证缺乏辩证性。而其对英、日君主立宪制度的论证逻辑与两国文化传统和历史事实更是南辕北辙。阙先生在学理性论证的显在思路下,实际上是不知不觉陷入中国传统的国家神器、政治本位以及当朝合法性论证的泥坑。因此,本文呼唤以科学精神看待历史与现实,破除思想深处的陈腐意识形态,树立现代政治理念。这是我们当今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     

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组建始末

共产国际为指导中朝日等国的革命 ,组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过去对其组建的具体情况不很清楚 ,本文运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远东局组建过程进行全面考证 ,基本弄清了它组建的过程 ,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全面研究远东局 ,进一步研究远东局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契约宪政与社会和谐

契约宪政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法律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确保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中,宪政之治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契约,成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总契约,同时也成为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度保障。     

简评清末宪政——从宪政思想与运动维度

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清末改良派和清政府分别通过变法维新和预备立宪进行了宪政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多贬多褒少。客观地说,清末宪政运动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对其进行辨证分析,一则还历史以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的宪政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