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方正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己丧失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靠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接收日本约一百万人的物资装备，控制着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垄断全国现代化工业，使得国民党暂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处于优势，蒋介石认为是他力量的“鼎盛时期...     

"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既体现出蒋介石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为此,蒋介石先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学界既存有关冷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研究重心几乎完全集中于蒋氏与美国利益的绑结,而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也存在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美国破坏蒋介石倡建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即是具体实例,对此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障碍重重的认知.     

史迪威事件新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政策,以取代参战前对日侵华妥协的政策.为了使中国继续有效地抗战,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和对蒋介石政府的监督控制,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于1942年1月来华.约瑟夫·W·史迪威(1883—1946),是美国西点军事学校毕业的职业军人.1920—1923年美陆军部派他为语言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他通华语,识华情,不但有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而且是一位忠实于美国利益、处事认真、性格刚毅自信的军官,是(?)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美国政府想借史迪威之手控制蒋介石集团,以美援为手段促使蒋介石政府全力以赴地抗战.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这位参谋长是国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影响、又只是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是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这与史迪威的使命恰恰相反.因此,史迪     

抗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对苏外交

１９４３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组织国共联合政府实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治统一的政策，并为争取苏联的支持，不惜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同苏联搞交易。雅尔塔秘密协定签定后，美国又企图借助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共妥协，实现由国民党统一中国。由于美国统一中国的计划以维护蒋介石政权为其不变的原则，又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梦想。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所希望的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局面不仅没有出现，中国反而再次陷入内战危机，美国的政策宣告破产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国民党内部分裂“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亦四分五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在党政方面,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角关系,互争领导权。军事方面,国民革命军发展到长江流域后,由于蒋介石的跋扈,以致原北伐的八个军中,第二     

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表现

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表现张伟良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①做为国民党领袖、中国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既有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从史迪威、魏德迈和赫尔利在华活动看太平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帝国主义在对待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上,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此,美蒋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试从史迪威、魏德迈和赫尔利等人的在华活动来说明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是,企图牺牲中国而与日本法西斯妥协,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了反革命两面政策。当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与日本在军事上发生了直接冲突,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给蒋介石政府以很大的援助,使其蒋介石成为它在远东的帮手。美国虽然给国民…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渐入高潮和步入“冰点”三个时期,而此时正值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蒋介石政权、活跃于南京国民政府之机。他们在华活动涉及领域之广、对南京国民政府影响之深,均超过蒋介石历任外国军事顾问。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在名义上属军事顾问,实际上其在华活动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中德经贸往来、中国国防建设和中德邦交。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１９３５ 年１１ 月２７ 日曾写道：“她的（ 中国的） 整个经济———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这里的德国人来说是了如指掌。”〔１〕他们对蒋介石的影响极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够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的作用与蒋介石聘请德籍顾问的原因及其来华动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而应当辩证地看问题,力求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对国际环境嬗变的经验及教训

抗战时期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进行了成功的应对:通过首脑外交、特使外交等方式,利用国际政治的积极因素,加强与美英苏德交往,使中国的抗战不仅得到了盟国的支持,而且中立了德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战结束时也大大提高.当然,国民党对国际环境嬗变的应对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及采取莽撞行动,国际势力使蒋介石“尴尬”；在国际活动中,国民党为了党派利益,也没有完全坚持领土主权的原则.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宁夏人民的新生——纪念宁夏解放三十五周年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国内战争。一时间天空中乌云滚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清醒估计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规定了打败蒋介石反动派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毛泽东同志精辟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号召广大人民树立必胜信心,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宋庆龄

宋庆龄同志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的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一生。研究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她的言行和政治思想,从中将会得到很大的益处。尤其是“二战” 前期(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她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敢于顶黑风,斩恶浪,顽强奋战,并在政治思想上不断向前发展。以下我仅围绕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和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 宋庆龄,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的中国女性。她坚决追随孙中山,支持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信徒。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她     

论抗战前夕新桂系的“骑墙政治”

1930年至“七七事变”前,是新桂系(以下称桂系)从受挫到复起阶段。他们从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出发,在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对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缝隙中实施“骑墙政治”,求得发展以至“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桂系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看那只船对自己有利,就联合谁,从中捞到好处,扩大势力。于是,他们左右逢源,当他们的利益与蒋介石趋于一致时,他们就联蒋反共;但是,当他们与蒋介石在利益上发生矛盾时,又联共抗蒋,这就是桂系的“骑墙政治”,即两面政策。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大革命紧急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述评

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变化，到了1927年4月中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推进革命继续发展。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大革命紧急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进行探讨。一、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自1927年3月“南京事件”后，帝国主义各国逐渐在对待中国革命的立场上趋于一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唆使下，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制造反革命事变。这样，中国革命的环境迅速恶化。1927年3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