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法律与道德关系新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对儒家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要做具体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具体的,不简单地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德法并举,但更要强调法治。     

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分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法律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无论中国古代《吕刑》提出的“德主刑辅”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家关于二者关系的系列论述,都对当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马克思存在论视域中的道德二元论批判

道德二元论区分了人的原初道德意识结构,并把它作为阐释人们道德生活现象的理论基础,但是,西方道德生活中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激烈冲突,凸现了道德二元论的理论困境。道德二元论的理论症结在于其哲学根基上的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基于实践活动开启的道德哲学存在论境域,构成了对道德二元论的批判,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论转向也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从价值层次,哲学基础,形成过程,实施成本,约束机制等十个方面论述了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的差别。     

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

法律与道德关系复杂而多变,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总体遵循着道德梦想不断照进法律实践的务实路向,通过道德法律化进程不断展现着道德对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影响,从扑朔迷离的玄思论辩逐步转向为经世致用的实际运作.这种流变路向所显示的智识与方法,对我们正确认知和运用法律与道德关系并服务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发生学视野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再探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行为规范模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两者在产生、性质、功能、运行机制、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共性,而在人性预设、产生顺序与方式、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对象范围与方式及其力量、社会作用大小等方面却有其个性.道德与法律具有多维互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无论是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制与道德建设,还是治国模式的坚持与贯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道德与法的关系谈培养国人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必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因此,道德的法律化是促使国人产生法律信仰的必要途径。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治社会中的体现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才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道德与法律概念辨析

道德和法律作为调整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都是社会制定的行为规范,它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都具有强制性。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权力强制。道德规范具有非必须性、低强制性,是非权力规范;法律规范具有必须性、高强制性,是权力规范。     

道德与法三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规范复杂的社会行为 ,不能只靠法律 ,道德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江泽民同志把德治提升为治国的方略 ,并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是一伟大创举 ,具有深远意义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日本近代“公德” 发展与“法治”关系探赜

日本近代，国民“公德心”的拥有、“公德”水平的快速提高，乃至精神风貌的极大改观，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公德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公德”相应的“法治”健全与有效运用的结果。探赜日本近代“公德”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体会到：其一，日本近代强制性治理“不公德”顽疾的“法治”意识提高；其二，日本近代具有法律效力的《违式诖违条例》落实，迅速使国民 “公德”水平提升；其三，日本近代 “公德教育”与“法治”有机结合推动了国民“公德”快速发展。     

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是对法律与道德的深入理解。法律与相关联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契合,构成了法律制度稳定和合理运行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律职业的基础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强化原因、过程和实施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为我国此项教育规范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在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开设严格的专门课程、组织必要的上岗考核和全方位的终身教育等是职业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措施。     

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兼施、紧密配合 ,才能使社会步入协调稳定的发展轨道。因此 ,我们要将法律与道德有效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两者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治国之道 ,以期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双重主义视野下我国军事刑法的独立必要性研究

军事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其与普通刑法的界限长期以来有军事犯主义、军人犯主义、并重主义和双重主义之争。立足于我国的军事法传统、宪法体制和刑法机能发挥的需要,我国宜采取双重主义的立场,将军事犯罪限制在军人实施的违背军事职责、侵犯军事利益的犯罪范围内。目前,我国军事刑法是与普通刑法合编在一部统一刑法典之中。然而,这种合编模式既不利于厘清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也不利于军事法益的保障和军人权益的保护,忽视了军事活动的极端特殊性对军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影响。未来我国如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应当以独立化的模式构建双重主义限制下的军事刑法典。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持有相反观点,讨论最激烈的要数哈特与富勒之论战。通过解读他们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