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进学生社区育人新模式

学生社区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平台。高校辅导员是独一无二的“三全育人”岗位,通过对高校辅导员进学生社区角色定位的再认知,明确学生社区育人目标、完善全员育人规范、制定全程育人规划、营造全方位育人氛围,打通高校育人环节中最贴近学生的“最后一公里”。     

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考察

“越界”是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本文紧密结合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运用政治组织结构理论,分析了“三个代表”的超越式代表特征,并从理论、实践上论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性的关系,认为“三个代表”真正全面地实现要求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阶级先进性,这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惟一党性基础和根据;最后作者从分析社会民主党现象入手,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环境条件下党要重视大群众基础,并论证了党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     

严羽的“兴趣”说与退特的“张力”论

严羽的“兴趣”与退特的“张力”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好诗而言,既是好诗的一种属性,又是衡量好诗的重要标准;两者都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多义性。其不同之处是“兴趣”的内涵是语言层、形象层和情感层的有机统一,而“张力”的内涵则缺失形象和情感层面。     

“暂时”与“临时”辨析

“暂时”和“临时”在语义和句法方面各有特点:语义上,“暂时”的情状具有可控性或者在非可控状态下可断定其会发生变化,而“临时”的情状只具有可控性;句法功能上,主要表现在对动词、名词的选择上。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一种解读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从“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走向“沉默”的历史。其中 ,有在“存在者”中寻找“是什么”的根据的本体论的努力 ,有用“是什么”去捕捉“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企图 ,有试图超越“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不可同一的设想 ;还有的为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划定界限 ,但最后都不得不面对“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悖论而走向“沉默”。历史给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命运中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意义的契机 ,因为面对形而上学的“沉默”悖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哲学”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     

论周公“和”的思想

周公在《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和”的思想。周公认为“和”是君王“受大命”和建设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从而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和谐,并进一步认定实现“和”是以君王的政治清明为前提的。周公初创的“和”的理论,引领了后世“扣”文化的发展。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现代性道路选择提供了崭新的选择空间。围绕着“公理”与“强权”,一代思想先驱以人道主义为中介,在“竞争”与“互助”的逻辑关系中走向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归途。追溯先驱的心路历程,重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脉络,这是打通历史与现代的思想前提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道家“自生”概念的三重意蕴

从概念的创造和使用来看,“自生”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对生成原因进行探求的思维方式。从这一视角考察,“自生”具有三重意蕴。其一,“非他生”,在排斥“他者”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将自身作为发生、生成的原因。其二,“非我生”,在自我观念的分疏中,排斥有目的、有意识的生成。其三,“不知而生”,一方面,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生成的原因究极意义上是不可知的;另一方面,“不知”指向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既然如此,顺其自然、因任天性就成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     

党中央“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历史考察

党中央「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历史考察●秦生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间，党中央在到达陕北前后，曾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并认为“这一方针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①可见“打通苏联”是这一时期党中...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现象学语境中的一种阅读尝试

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第二,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第三,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而且,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解释“君子”和“小人”,可以揭示出现代汉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现成化、单一化趋势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     

“俩”、“仨”与北京话阳平“一”的音变类型问题

具有数量结构意义的“俩”、“仨”应该是连说音变形成的合音词,它跟北京话里用在名词前的阳平调“一”的来历不是同一个音变类型。“俩”、“仨”合音形成后仍保存着“两/三+个”的意义,北京话阳平“一”在原式失落“个”音后,量词“个”的语素也随之丢失了。由意义、功能上的差异,北京话阳平“一”能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俩”、“仨”是合音式音变词。